谢知衡默默看完信，将点心分给了寨子里的孩子们，将期刊珍重地收好，然后对那位中年干部摇了摇头：“请您回去转告他们，我在这里很好，芒卡坝就是我的家，这里的工作离不开我。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不能回去。”
干部试图再劝，列举了北京的医疗条件、科研环境，以及两位首长对她的牵挂。谢知衡只是安静地听着，末了，依旧坚定地重复：“谢谢，但我不回去。”
又过了不久，先是周励云委托的、一位曾在妇女部共事过的老同志，辗转带来口信和一大包珍贵的药品、营养品，言辞恳切，希望女儿能回家看看，哪怕只是回去过个年。
接着，陈广生一位旧部下属因公途经云南，也特意绕道芒卡坝，带来了更直接的命令式关怀——“首长很挂念你，谢同志，这里毕竟条件艰苦，不如……”
谢知衡接待了他们，礼貌，周全，却态度坚决。
她对那位老同志说：“请您转告周姨，我在这里很好，工作也放不下。这些药，我会分给卫生站和更需要的老乡。”
她对那位旧部下属说：“谢谢陈伯伯关心，但我现在是芒卡坝的村主任，我的岗位在这里。替我向陈伯伯和周姨问好。”
她将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用最温和的方式，最决绝的态度。
这年的冬天，雨水多得反常。往年的干季并未如期而至，天空像是漏了一般，淅淅沥沥，时大时小，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阴冷潮湿的空气让谢知衡的咳嗽断断续续，总不见好。她也无暇过多顾及自己的身体，送走了来客，谢知衡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与瓦塔村关于野象栖息地保护的最终落实工作上。
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此时的一九七零年代初，中国尚未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法，更谈不上野生动物保护法。
主流的思想是“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开荒垦殖、兴修水利、发展工业是主旋律，环境保护的概念极为淡薄，甚至会被批判为“阻碍生产”、“资产阶级情调”。
虽然民间，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本就存在着朴素的、基于信仰的节制捕猎、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但在强大的口号和发展压力下，这种传统的声音往往显得微弱。
而瓦塔村，显然属于“人定胜天”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他们的行为更加短视和功利。为了获取木材、开垦所谓的“荒地”——实则是大象传统的觅食地和迁徙走廊，他们不惜滥砍滥伐，甚至暗中进行偷猎。
谢知衡与他们打交道，感觉像是在面对一堵由愚昧、贪婪和顽固混合浇铸的墙。
她使出了浑身解数：
先是联合公社，以“维护农业生产安全，防止野象因栖息地被破坏而再次冲击农田村庄”为由，施加行政压力；
接着，她请穆勒善所在的军区出面，从“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和军民团结”的角度进行协调；
最后，她甚至拿出了当年在学术界练就的本事，搜集数据，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用最朴实的语言，向县里和公社的干部阐述生态破坏与水土流失、气候变化、最终反噬农业收成和人民生活的内在联系，并承诺帮助瓦塔村向县里申请，用其他方式弥补因保护栖息地可能带来的短期经济损失。
她不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芒卡坝和瓦塔村的纠纷上。
这次栖息地破坏事件，以及潜在的巨大隐患，让她下定了决心。
她在灯下熬了几个通宵，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芒卡坝和周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始着手起草一份关于建议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提案，打算来年人大会议时提上。
或许是多方压力的共同作用，或许是谢知衡那份数据详实、逻辑清晰的报告起了作用，瓦塔村那个滑不溜手的村主任木福满，以及那个一直阳奉阴违、暗中使绊子的杨老四，终于不情不愿地在划定保护区范围、停止破坏性砍伐的协议上签了字。
然而，协议墨迹未干，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就以最残酷的方式，印证了谢知衡的担忧。
这个冬天，澜沧江流域的降雨量远超往年。连绵的、有时甚至是倾盆的大雨，持续不断地浇灌着这片红土地。土壤早已喝饱了水，变得松软而饱和。
当又一轮强降雨天气系统笼罩这片区域时，澜沧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流经芒卡坝和瓦塔村附近的南亢河，水位开始迅猛上涨，很快超过了警戒线。
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树枝，像一头挣脱了束缚的黄龙，咆哮着冲出河道，淹没了低洼的农田，冲毁了道路。
芒卡坝因为谢知衡早前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和排水系统，情况稍好，但部分靠近河岸的田地和水渠也遭到了破坏。
而瓦塔村的情况则要危急得多，他们地处更下游，地势更低洼，而且村庄背靠的山体，因为之前的滥砍滥伐，植被覆盖率大幅下降，水土保持能力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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