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幸福面馆”明亮的玻璃窗，恰好落在一个鹅黄色的蝴蝶结上。
那是英子穿了一件淡蓝色连衣裙，整个人像一株清新的豌豆苗，刚刚给新窗帘系好的。她后退两步，歪着头仔细端详，像完成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
“妈！这边好像还是歪了一点点！”她清脆的嗓音，像颗小石子投入清晨的宁静。
阳光穿过明亮的玻璃窗，照亮了这个刚刚“梳妆”好的小店。四张原木色方桌擦得能照出人影，每张桌子中间的玻璃瓶里，都插着英子采来的野花，紫色的牵牛花，黄色的蒲公英。
墙角摆着个半人高的绿色铁皮柜子，用来放碗筷。
常松是头天晚上从寿县赶回来的，大伯的病稳住了，他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一大早，他就围着面馆，摸摸这儿，敲敲那儿，像个验收工程的大师傅。“嗯，这不错”他满意地点头。
红梅正在擦拭最后一张桌子，闻言抬头白了他一眼：“就你能！赶紧的，把门口那袋面粉搬进来。”
常松看着红梅鼻尖上的汗珠，和那明显瘦了一圈的腰身，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不舒服。
我常松挣的钱，难道还不够养活她娘俩？非得起早贪黑受这份罪？这店要是开垮了，不是白忙活？开成了，她更得栓死在这儿。
男人对女人的爱，到后来往往变成一种复杂的博弈：既希望她强大到能与自己并肩，又害怕她强大到不再需要自己。
可他看着红梅眼里那股他从未见过的、亮得灼人的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男人总想给女人造一个避风港，却不知有些女人，宁愿自己是艘能迎风破浪的船。他不懂，但他愿意帮她。这种笨拙的支持，是中年爱情最后的体面。
常松像个献宝的孩子。他先拿出一个用软布包好的盒子，递给红梅：“给，店里装了个电话，你再拿个这个。”
红梅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个银灰色的手机，比常松那个“大砖头”小巧多了。99年，这还是个稀罕物。
“你买这个干啥？”红梅嗔怪，“家里有电话，你也有手机，花这冤枉钱！”
“店里安了座机，万一你出去买菜，或者我在船上了，听不见响咋办？”常松搓着手，眼神热切，“有个这个，心里踏实。”
红梅摸着冰凉的手机外壳，心里却滚烫。她知道，这不仅是手机，是常松把她时时刻刻揣在心上的重量。
旁边正在擦桌子的张姐看见了，嘎嘎笑起来：“哎呦喂！常松兄弟，你这可以啊！船长就是挣钱！这玩意儿不便宜吧？红梅，赶紧收好！这可是你男人的心尖肉！”
老刘在一旁憨厚地笑，递了根烟给常松：“松弟，想的周到。”
常松被张姐打趣得有点不好意思，黑脸泛红，梗着脖子：“张、张姐，你、你就知道拿我开涮！”
红梅脸上也飞起两朵红云，心里甜得像喝了蜜。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收进围裙口袋，仿佛那不是手机，是个易碎的宝贝。
接下来，她无论是在擦桌子还是洗碗，隔一会儿就会不自觉地用手背轻轻碰一下口袋，确认那个硬邦邦的小东西还在。
中年人的浪漫，早没了甜言蜜语，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东西，是一个新手机，是一句心里踏实。
红梅摸着手机，心里的滚烫底下，藏着一块不敢触碰的冰。
常松是好人，可英子是我带过来的“拖油瓶”。我这身子……当年被那个畜生折磨落下的病根，再也不能生了。
婚姻里最深的卑微，不是贫穷，而是你时刻准备着为对方的付出道歉，仿佛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笔需要终生偿还的债。
没给常松留个一儿半女，我拿什么底气在这个家直起腰杆？这店，我必须开成了！挣了钱，英子将来嫁人我才能给她撑腰，在常松面前，我也才能真真正正挺直腰板说，这个家，有我李红梅一半！
一个女人在婚姻里的底气，有时候不是男人给的，是自己一刀一枪从生活手里抢来的。抢不到，就连呼吸都带着小心。
张姐脸上堆着笑，心里却像有猫在抓：同样是嫁人，我张春兰哪点比她李红梅差了？不就是命吗？老天爷，你真是瞎了眼！人家男人是船长，知道疼人，自己家这个……她扭头狠狠剜了正在剥蒜的老刘一眼，那眼神里带着怨，也带着认命后的麻木。
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往往不是因为对方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对方拥有的，恰好映照出自己生命中那片无法填补的荒芜。
老刘被瞪得莫名其妙，缩了缩脖子，剥蒜的动作更快了。
人总是习惯把别人的幸福归功于运气，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为命不好，好让心里的不甘有个落脚的地方。
就在这时，隔壁“客再来”的胡老板，腆着肚子，手里拎着两瓶裹着红色塑料绳的、看起来就很廉价的“高级礼品酒”，脸上堆着一种混合了讨好、心虚和刻意热情的复杂笑容，挪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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