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二年的冬季，随着郭嘉的加入，真定城内的镇北将军府，仿佛注入了一股鲜活而锐利的生气。郭嘉以其独特的洞察力与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迅速融入了核心决策圈。他并不急于推翻原有策略，而是在沮授、程昱等人扎实谋划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奇诡而精准的“变招”。
校场之上，寒风凛冽，但演练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在郭嘉的建议下，各营之间的对抗演练不再局限于固定阵型与预设地形，而是增加了大量突发状况与临机决断的考验。他常常与李胤一同观摩，时而指点着场中部队的调动，对李胤低语：“明公请看，文远将军的玄武营重骑，冲锋固然无敌，然若遇泥泞之地或复杂林地，则威力大减。当为其配属更多轻骑与灵活步兵作为策应，或专研如何在不利地形下快速转换阵型。” 其眼光之毒辣，每每令李胤暗自赞叹。
政务方面，郭嘉亦有其独到见解。他并不擅长田亩钱粮的具体管理，却对人心向背与政策推行中的潜在阻力有着敏锐的嗅觉。在与田丰、程昱讨论幽州新政推行时，他会突然插言：“元皓先生之法度严明，自是正理。然幽州新附，豪强虽表面臣服，其心未定。若一味强推，恐生暗流。不若明示法度之严，暗施分化之策，拉拢一批，打压一批，尤其需注意甄别哪些豪强与袁绍仍有勾连，此乃心腹之患。” 一席话，往往能点醒局中人。
李胤对郭嘉可谓是言听计从，待遇极为优厚，不仅赐予临近将军府的宅院，更准许其随时入府议事，甚至夜间亦常召其共饮，探讨至深夜。这种亲密与信任，让郭嘉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顾虑，开始真正将自己的才智与李胤的霸业捆绑在一起。
然而，就在李胤为得到郭嘉而欣喜，并按照其策略进一步“深根固本”、“待时而动”之时，南方的兖州，一场影响深远的君臣际会，也正在上演。这与真定城内的景象，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明暗对比。
邺城，大将军府（袁绍自表官职）。
荀彧一袭月白深衣，静坐于客舍的窗边，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思与失望。案几上，摆放着几卷他近日撰写的关于整顿吏治、劝课农桑的策论，墨迹早已干透，却似乎未曾被真正重视过。
他投奔袁绍已近半年。初时，袁绍确实以上宾之礼相待，言谈间亦流露出对天下大势的关切与招揽贤才的渴望。荀彧也曾满怀期望，希望凭借袁绍四世三公的声望与强大的实力，能够逐步实施自己匡扶汉室的理想。他屡次进言，强调“天子蒙尘，乃国之大殇”。
然而，袁绍的反应却令他心寒。袁绍麾下的主要谋士，如郭图、淳于琼等人，大多反对此议。郭图曾言：“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也。” 这番只顾眼前割据之利、无视政治大义的言论，竟得到了袁绍的默许。
更让荀彧感到无力的是袁绍自身的性格。袁绍外表宽厚，能折节下士，然内心多疑，缺乏决断。对于麾下谋士如许攸、审配、郭图等人各成派系、互相攻讦的局面，他不仅未能有效制衡，反而常常因耳根子软而朝令夕改，使得许多良策最终沦为空谈。荀彧几次就具体政务提出清晰方略，却总在各方扯皮与袁绍的犹豫中被搁置、扭曲。
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一身才学，在这看似煊赫的邺城，竟无处着力。袁绍并非无志，却志大而才疏，好谋而无断；其麾下虽人才济济，却内耗严重，难成合力。这绝非他理想中可以托付终身、共扶汉室的明主。
这一日，荀彧再次向袁绍呈上关于稳定冀南民生的条陈后，得到的依旧是袁绍“容后再议”的敷衍。他心中最后一丝期望也终于熄灭。
回到客舍，族侄荀谌（字友若，此时亦在袁绍处）前来探望，见其神色落寞，不由叹道：“文若，邺城非久留之地。本初公虽盛，然非拨乱之主也。观河北之地，或有潜龙？”
荀彧目光沉静，望向南方，缓缓道：“友若可知东郡曹操曹孟德？”
荀谌一怔：“可是当年洛阳北部尉、济南相，如今据东郡，新破黑山贼及南匈奴于夫罗的曹孟德？”
“正是。”荀彧眼中闪过一丝异彩，“去岁关东联军讨董，诸军徘徊不进，唯曹孟德与孙文台奋力作战。孙坚战死，曹操虽败，其志可嘉。近日闻其纳毛玠之策，‘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此乃王霸之略也。更难得者，其用人不拘一格，赏罚分明，行事果决。虽目前势弱，仅据东郡一隅，然其气象，与邺城迥异。”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坚定：“彧意已决，欲南投曹公。”
荀谌闻言，默然片刻，终是点了点头：“文若既有决断，友若不便多言。望此去，能得展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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