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化冻的时候，杨亮站在修复一新的水库堤坝上，看着阿勒河的冰面咔嚓裂开、顺流而下，心里默默数了个数：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到现在，整整一百零七天，没有一艘外来船只停靠过盛京的码头。
一百零七天。将近三个半月。这是自庄园开始与外界建立稳定贸易以来，最长的一次中断。往年最冷的封河期，也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就会有胆大的商人冒险破冰而来。但这次，瘟疫带来的沉寂，比严冬更深，更久。
河水开始流动，带着碎裂的浮冰和去冬积攒的枯枝败叶，浩浩荡荡向东。水面空荡依旧。杨亮举起望远镜，上下游河道都看不到帆影。只有盛京自己的两条小艇在近岸处巡弋，船工们穿着厚衣，正用长杆清理可能堵塞航道的杂物。
“今年春汛水量还行。”身后传来老奥托的声音。农事管事也上了坝，手里拿着新制的测水标尺，“比去年这时候高两寸。只要春夏雨水正常，灌溉和工坊用水应该够。”
杨亮放下望远镜，点点头。外界隔绝，但脚下的土地和河流依然按自己的节律运转。这是他们唯一能确实依靠的东西。
回内城的路上，他仔细看了看过去一年多“闭关”期间完成的各项工程。
道路全部重新铺设了。主街和通往各工坊、仓库、田区的主干道，都用碎石混合黏土夯实，两侧挖了明沟排水。下雨天不再泥泞不堪，马车轮子也不会陷进深坑。这是动员了几乎所有非农忙劳力和部分俘虏，干了整整两个秋天才完成的。
下水道系统初具规模。内城主要建筑和街道下方，埋设了陶管组成的排水网络，污水集中引到下游的化粪池发酵，沉淀后的清水用于灌溉新开的苗圃。虽然简陋，但至少解决了污水横流、蚊蝇滋生的问题——在瘟疫年代，这可能是救命的事。
水塔建成了两座。一座在内城西侧石台上，砖石结构，高五丈，储水池容量约三十立方；另一座在外城集市中心，矮些，但储水量更大。从水库用水车提水上去，通过埋在地下的陶管输送到各用水点。目前只在主要公共建筑和医坊接通，普通庄户还是用井水，但这已经是个开端。
陶制水管是个妥协。杨亮原本想用铁管甚至铜管，耐用，密封好。但去年秋天最后一批从北边来的矿石用完后，冶炼坊就基本停产了。现有的铁料要优先保证农具维修和必要器械制造，不可能用来做水管。
陶坊倒是有足够的黏土和产能，烧制的陶管每节三尺长，两端做成承插式，对接处用桐油和石灰混合的胶泥密封。试运行一个冬天，漏损率大概百分之十五，不算理想，但勉强能用。
“等贸易恢复了，第一件事就是进口一批铜锭。”杨亮对负责工程的杨保禄说过，“铜管才是长久之计。”但现在，陶管也得用。
更让他欣慰的是人口。昨晚他刚核对完最新的户籍册：过去一年零四个月，庄园新增七十三名新生儿，目前还有七十六名孕妇。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总人口可能突破一千六百人。更重要的是年龄结构——六十岁以上的只有八十七人（包括他自己这一家），三四十岁的壮年有四百多人，一二十岁的青年三百多，十岁以下的孩子二百八十多。一个标准的、快速增长的纺锤形结构。
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外面瘟疫肆虐、战乱不断，但在这道城墙之内，人们依然对生活抱有期望。他们愿意结婚，愿意生育，愿意相信孩子能在这里平安长大。这种“愿意”，比任何城墙或武器都更能证明庄园的生命力。
杨亮走到学堂附近时，正是课间休息。几十个孩子从教室里涌出来，在院子里追逐玩耍。最小的三四岁，最大的十五六。几个怀孕的妇人坐在廊下晒太阳，手轻轻抚着肚子，看着孩子们笑。空气里有新翻泥土的气息，还有远处厨房飘来的蒸饼香味。
这一切如此平常，却又如此珍贵。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片土地上，可能只有盛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幕：瘟疫年代里，孩子们安心上学，孕妇从容待产，人们规划的是春播秋收，而不是明天会不会死。
但平静之下，也有暗流。
下午在书房，乔治找来了。这个大商人在盛京躲疫躲了一年多，全家安然无恙，妻子还给他又添了个儿子。但他脸上没有多少喜色，反而满是焦虑。
“杨老爷，”乔治搓着手，汉语说得比刚来时流利多了，但语气急切，“河开了，可船呢？一艘都没有。我昨天去码头看了三次，水面上干净得像镜子。”
“急也没用。”杨亮示意他坐，“瘟疫还没过去。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
“就是不清楚才要去看啊！”乔治声音高了点，又赶紧压低，“我的船队，我的货，我的关系网……都在外面。这一年多，坐吃山空。虽然您这儿生活无忧，可我是商人，商人不流动，就像水不流，会臭的。”
这话杨亮理解。乔治的焦虑不只是经济上的。这个人骨子里流着冒险的血，习惯了在各地之间穿梭，习惯了谈判、交易、应对风险。让他在一个安全但封闭的地方待着，哪怕衣食无忧，也是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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