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如同一个羞怯而吝啬的访客，在北大荒的原野上徘徊不前，试探着冬天的余威。日历虽已翻过三月，辽阔的土地却并未展现出应有的生机。向阳坡面的积雪勉强化去，露出底下枯黄憔悴的草甸，而背阴处、沟壑里，依旧顽固地残留着大片肮脏的冰凌，像冬天不肯愈合的伤疤。白天，那轮有气无力的日头勉强悬在中天，施舍下些许微不足道的暖意，将表层土壤烤得稀烂，化作一片吞噬脚步的泥泞沼泽；可一旦日头西沉，潜伏的寒气便立刻从大地深处反扑而上，毫不留情地将泥泞重新冻结成坑洼不平的硬壳，周而复始，冷酷而精准。这便是让所有农人都头疼的“返浆期”，道路变得异常狰狞难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孔不入、足以沁入骨髓的湿冷气息。
严冬那赤裸裸的、关乎生死的生存危机似乎暂时缓解，但新的、更为复杂的挑战，已随着这泥泞的春光悄然降临。
对于整个牧场而言，春季意味着繁重生产任务的全面启动，如同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接羔育幼需要无微不至的看护，春耕备耕要求抢抓极其短暂的农时，草场维护关乎未来数月的牧草供应……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量紧缺的人力和更为稀缺的物资资源。然而，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消耗，牧场的各种储备——从人畜的口粮、饲料，到维系生产的工具、防治疫病的药品——都已捉襟见肘，露出了疲乏的底色。资源的普遍匮乏，如同不断上涨的潮水，使得原本在共同抵御严寒时被暂时压抑下的个人与集体、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变得更加直接、更加尖锐，围绕着每一份人力、每一捆草料、每一件工具，明里暗里的争夺与角力，已在料峭春寒中悄然拉开序幕。
苏晚那个位于牧场边缘的猪圈，在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甚至堪称奇迹的寒冬后，也无可避免地迎来了新的阶段。猪群整体状况稳定，精神尚可，更关键的是，有几头经验丰富的母猪腹围明显膨大，乳头发红，即将进入临产期。这本是值得期待的好事，是寒冬坚守的成果，但也意味着接下来对饲料营养、环境卫生和护理精细度的要求将陡然提升。而连部分配下来的饲料，依旧是那些坚硬难啃的陈年豆饼和干瘪失水的烂菜帮子，营养含量远远无法满足孕畜和即将到来的哺乳期需求。
然而，更大的压力并非仅仅来自物资的匮乏，更来自于人事的倾轧。
这天下午，阴沉的天空压得很低，苏晚正挽着袖子，埋头清理猪圈，特意为那几头待产的母猪更换了更厚实干燥的垫草，为即将到来的分娩紧张做准备。一阵嘈杂而带着明显不善意味的喧哗声，突然由远及近，打破了这片区域的宁静。她直起有些酸痛的腰背，抬起沾了些许草屑的脸，看到白玲领着几个农工组的知青，正气势汹汹地踏着泥泞，径直朝她这边走来。那架势，不像是来沟通工作，倒像是来兴师问罪。
“苏晚！”白玲人未到，声先至，语气里带着她惯有的、那种仿佛天然高人一等的质问口吻，“连部通知，春耕在即，人力空前紧张！你们畜牧组，尤其是你们这些负责后勤养殖的，不能光吃闲饭，躲在后面享清福！从明天起，每天抽半天时间，到我们农工组那边报道，统一安排积肥、翻地！”
她身后跟着的几个男女知青，也七嘴八舌地附和着，眼神里混杂着毫不掩饰的排斥、劳累带来的怨气，以及一种“抓壮丁”般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苏晚这边猪养得好，肯定是占了活儿轻闲的便宜，正好拉去干那些更脏更累的农活，这才“公平”。
苏晚停下手中的活计，将铁锹靠在墙边，缓缓直起身。她的目光平静如水，依次扫过面前这群神色各异的人，最后，定格在白玲那张因为激动和某种隐秘快意而微微泛红的脸上。
“白玲同志，”她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稳定，穿透了微冷的空气，传入每个人的耳中，“我的工作职责，是全面负责这十几头猪的生产管理、健康防疫。目前，圈内有三头母猪临产在即，根据生产手册要求和实际经验，这个阶段需要饲养员寸步不离的看护、精细的照料和应急处理。如果我中途离开，导致母猪因无人照看而发生难产，或者新生小猪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这个生产责任和安全事故，由谁来负？”
她的话语，依旧如以往一样，精准地紧扣着“生产”这个在当前环境下最具分量的核心，将个人冲突巧妙地转化为对生产责任的探讨。
白玲显然早就料到她可能会拿猪当挡箭牌，闻言立刻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下巴抬得更高：“就你的事是事，春耕保粮食就不是头等大事了？地种不出来，粮食歉收，全牧场的人都得饿肚子！你别想找借口偷奸耍滑！这是连部基于全局的统筹安排，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连部的正式安排，我自然会严格遵守，绝无二话。”苏晚的语气依旧平稳，听不出丝毫波澜，“但请出示连部盖章的书面调令，或者，由马场长、李干事他们亲自来当面通知我。否则，在我的直接生产任务尚未完成、且存在明确、重大生产风险的情况下，我无法擅自离开岗位。这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集体财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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