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老相机里的光影
清明前的雨总带着股凉意，林定军蹲在档案室的防潮柜前，指尖抚过台黑色的胶片机。机身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银色的金属底，取景器里蒙着层灰，却依然能看清里面的世界——这是刘建国儿子留下的相机，从包子铺的旧木箱里翻出来的，里面还装着卷没拍完的胶卷。
怀表在口袋里微微发烫，这是它沉寂许久后的第一次异动。表盘里反复映出个画面：穿校服的少年举着相机，对着巷口的梧桐树按下快门，树影落在他脸上，像幅斑驳的画。这是2006年的秋天，刘建国的儿子刘阳刚上初三，正是爱摆弄相机的年纪。卷宗里说他“因父亲偷税案受刺激，成绩一落千丈”，可相机里的胶卷，藏着完全不同的故事。
“林检，胶卷冲洗出来了。”小陈抱着个信封走进来，雨水打湿了她的刘海，“老师傅说这卷胶卷受潮严重，能复原的不多。”
信封里的照片泛着水渍的黄，最上面一张是包子铺的蒸笼，热气腾腾地漫过镜头，隐约能看见刘建国的白围裙一角，旁边写着“爸的新蒸笼，能多蒸十个包子”。第二张是巷口的修鞋摊，老张头举着只修好的皮鞋，笑得缺了颗牙，下面标着“张爷爷的手艺，比机器缝的结实”。
翻到第七张时，林定军的指尖顿住了。照片上是税务所的门牌，门口停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被树影挡住了一半，只能看清“冀A·3”。而怀表的表盘里，画面正在延伸——刘阳躲在梧桐树后，镜头对着从税务所走出来的两个人，一个是郑志国，另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往他手里塞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的厚度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查2006年秋税务所门口的监控。”林定军指着照片角落的监控探头，“还有这辆车的登记信息，冀A·3开头，很可能是当年的公务用车。”
小陈很快拿来了车辆档案，“冀A·”登记在市建材局名下，2006年10月的使用记录显示，这辆车曾17次往返于建材局和税务所之间，司机签名是“王浩”——正是郑志国受贿案里提到的“建材商代理人”。而监控录像虽然模糊，却能看清郑志国接过信封后，径直走进了刘建国的包子铺，手里的信封不见了。
“他拿建材商的钱，却把账算在了刘建国头上。”林定军翻到胶卷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张医院的缴费单，上面的金额被圈了出来——两万三千元，付款人是“刘建国”，日期正是郑志国去包子铺的第二天，“这钱是郑志国给的‘封口费’，却被当成了‘未申报收入’。”
怀表的温度骤然升高，表盘弹出段录音，是刘阳的日记本录音：“10月17日，郑叔叔来店里，塞给爸一个信封，爸不要，两人吵了起来。爸说‘我不沾这脏钱’，郑叔叔说‘这是给阳阳治病的’……”
刘阳患有先天性肾病，需要长期透析。卷宗里的“偷税金额”三万七千元，正好是他三个月的治疗费。林定军突然想起刘建国在法庭上说的话：“我儿子总说，等他病好了，就用这相机拍遍全城的好人。”
他们找到王浩时，他正在城郊开了家汽修厂，满手油污地拧着扳手。看到那张税务所门口的照片，他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是张老板让我做的。”他的声音带着后怕，“建材局的工程用了劣质材料，怕税务所查账，就让郑志国帮忙压下去，好处费给了五万……”
王浩说，郑志国拿到钱后，又怕事情败露，就想找个“替罪羊”。刘建国的包子铺正好在税务所对面，又有个生病的儿子，成了最好的目标。“他说‘刘建国老实，就算被冤枉了也不会闹’，还说等风头过了就把钱还给他……”
从汽修厂出来时，雨下得更大了。林定军把照片放进证物袋，突然发现最后一张照片的背面，有行用铅笔写的小字：“爸说，人穷不能志短，就像包子皮再薄，也得包着良心馅。”
回到检察院，他把新证据补充进刘建国案的卷宗。技术科在相机的储存卡里又恢复了段视频：刘阳举着相机，对着镜头笑，露出颗缺了的门牙：“等我好了，就拍爸蒸包子的样子，拍张爷爷修鞋的样子，拍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视频的最后，他对着镜头敬了个礼，背景里传来刘建国的声音：“阳阳，包子熟了，吃一个再拍！”
档案室的灯亮到深夜。林定军看着桌上的相机，突然想知道那卷没拍完的胶卷里，还藏着多少故事。他找出胶卷冲洗店的地址，是家开了三十年的老店，就在老城区的巷尾，离包子铺不远。
第二天一早，林定军冒雨来到冲洗店。老师傅戴着老花镜，正在显影液里翻动照片，看到那台黑色胶片机，突然“呀”了一声：“这不是阳阳的相机吗？他总来我这儿洗照片，每次都多给五块钱，说‘爷爷，您的药水比别人的香’。”
老师傅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里面全是刘阳冲洗的照片，每张背面都写着日期和故事：“3月5日，李阿姨给我送来了排骨汤”“5月12日，张爷爷修好了我的轮椅，没收钱”“7月1日，巷口的路灯坏了，王叔叔冒雨修好的”……最后一张是2007年2月，刘阳躺在病床上，举着相机自拍，脸上带着氧气罩，却笑得灿烂，背面写着：“爸说，春天快到了，我的病也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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