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妹妹，索菲亚。”
玛丽亚注意到他们的目光，“这些是我想象中的她——如果她还活着，五岁的样子，十岁的样子，二十岁的样子...”
她拿起一个相框，里面是手绘的肖像：“我每年请画家画一张，根据我对她最后的记忆推算。这是我今年的版本，六十九岁的索菲亚。”
画中的女子微笑着，眼角的皱纹细腻而真实。
仿佛真有其人。
张振感到喉头，有些发紧：“玛丽亚女士，能跟我们说说1944年的事吗？”
老人的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穿透时空回到了过去。
“那年我八岁，索菲亚六岁。华沙起义爆发时，父亲参加了抵抗军，母亲带着我们姐妹，逃往郊区。”
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途中遇到轰炸，人群冲散了。我紧紧拉着索菲亚的手，但还是被冲开了。最后一刻，我看到她被一个陌生女人抱起来...”
玛丽亚停顿了很久，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
“后来我找到了母亲，但索菲亚不见了。有人说看到她，被带上了去德国的火车，有人说她被波兰红十字会收容了，也有人说...她没撑过那个冬天。”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到钟表的嘀嗒声。
“战后我们移民到英国，每年我都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是...”
她抚摸着最新的那张画像，“我总想着，万一她还活着，万一她也在找我呢？”
林倾霞轻轻握住老人的手：“我们会尽力帮您。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方法，也许能找到之前遗漏的线索。”
玛丽亚点点头，眼中泛起泪光。
但很快又克制住了：“四十年了，我学会了不抱太大希望。但每次有人说愿意帮忙，我还是会感激。”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
——和罗大文那个惊人地相似，只是更旧，边缘已经锈蚀。
“这是我们的东西，”
玛丽亚打开铁盒，里面有两把小梳子。
一个褪色的蝴蝶发夹，还有一张残缺的纸条，“纸条上是我父亲的字迹：‘永远在一起’。本来是完整的，但在混乱中撕破了。”
张振仔细查看这些物品。
忽然注意到铁盒盖内侧，刻着几个小字：“S.W. 1943”。
“这是索菲亚刻的，”
玛丽亚解释，“她当时在学写字，把自己的名字缩写刻了上去。S代表索菲亚，W是我们的姓氏瓦尔恰克。”
“这个细节很重要，”
张振抬头，“很多失散的人，会保留有特殊标记的物品。如果我们能找到，同样保留着另一半物品的人...”
伊娃若有所思：“波兰红十字会，确实有战时的儿童收容记录，但很多档案在战后遗失了。不过，如果索菲亚被德国家庭收养，可能会有改名换姓的登记。”
“德国，也有战后的寻亲组织，”
莎拉补充，“我可以联系我在ZDF（德国电视台）的同事。”
希望的火花，在小小的客厅里重新点燃。
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
离开玛丽亚家时，天色已近黄昏。
街灯次第亮起，在渐暗的天色中，像一串发光的珍珠。
回程的车上，莎拉说：“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破碎的故事，微弱的希望，但永不放弃的努力。”
“和香港一样，”
张振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只是背景不同，语言不同，但情感是相通的。”
林倾霞靠在座椅上，轻声说：“我在想，今晚给香港打个电话。告诉他们，烟花在伦敦也能被点亮。”
“他们会很高兴的，”
张振微笑，“尤其是沾叔，肯定又要做诗了。”
莎拉好奇：“黄沾先生经常做诗吗？”
“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打油诗。”
林倾霞笑道，“但他有种本事，能把最严肃的事情，说得让人发笑；又把最可笑的事情，说得让人感动。”
“这是天赋。”
莎拉评价。
车子驶过泰晤士河，伦敦眼巨大的摩天轮，刚刚亮起灯光。
在暮色中，缓缓旋转。
“明天晚上的慈善晚宴，会有一些重量级人物，”
莎拉提醒，“英国文化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几个大慈善信托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媒体大亨。他们对跨文化的项目很感兴趣。”
张振点头：“我们准备好了。”
实际上，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但或许，准备永远都不够充分。
——面对离散这样庞大而复杂的人类议题，谁能说自己，已完全准备好了呢？
重要的是开始行动。
像点烟花一样，划亮火柴，然后等待光芒照亮夜空。
哪怕只是短短一瞬。
当晚在酒店，张振给香港打了长途电话。
时差关系，香港正是凌晨，接电话的是值班的何芷晴。
“张生！伦敦现在几点？”
“晚上八点。你们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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