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病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我作为“旁观者”与“参与者”的界限。
高烧退去后，我虚弱地在炕上躺了三天，每天喝着母亲小心翼翼喂的米汤和稀释的麦乳精。家里气氛沉静了许多，大人说话都压低了声音，三个哥哥被严厉告诫不许吵闹惊扰妹妹休养。
父亲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上班了，走之前在我炕边站了很久，用他粗糙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什么也没说。但我看见了他眼里的红血丝，以及眼角深刻的疲惫。那夜往返县城几十里，还要求人批药，绝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消耗。
爷爷抽旱烟的次数明显多了，常常坐在堂屋门槛上，对着院子出神。奶奶则变着法儿给我弄吃的，把米汤熬得浓稠，甚至偷偷用攒下的几颗红枣煮了水给我喝。
最明显的是母亲。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夜里只要我稍微一动就会惊醒。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原有的温柔，更添了一层劫后余生的珍重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观察。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母亲抱着我在院子里晒太阳。初秋的风已经带了凉意，但阳光暖融融地洒在身上，很舒服。我精神好了些，睁着眼睛看院子里跑来跑去的鸡，看晾衣绳上飘动的衣物，看墙角那棵叶子开始泛黄的枣树。
“念念，”母亲忽然轻声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专门说给我听，“那天晚上，你抓妈妈手指的时候，妈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懂。”
我心里猛地一跳。
她低下头，与我目光相对。那双因为疲惫而微凹的眼睛里，没有怀疑，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直觉的了然。
“你生下来就不太一样。”她继续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别的孩子饿了就哭，困了就睡，可你……好像总在想事情。不哭不闹，眼睛亮得不像个奶娃娃。你不肯吃奶，开始我以为是你身体弱，后来发现，你根本就是……不愿意。”
我屏住了呼吸——尽管婴儿的呼吸本就细微。
她知道了？她猜到了？
“那天晚上，你烧得那么厉害，呼吸都快没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她忍住了，“可你抓着我的手，那么用力……我就知道，你在使劲，你想活下来。”
她把我抱紧了些，脸颊贴着我的额头：“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从哪里来，你都是妈妈的女儿，是妈妈拼了命生下来的念念。”
那一刻，所有伪装的屏障仿佛都被这句话击碎了。一个多月来，我小心翼翼维持的“安静乖巧婴儿”表象，在这个母亲的直觉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我想说点什么，想告诉她：是的，我明白，我什么都记得，我不是故意要当个怪胎……
可我能发出的，依旧只是“咿呀”的细弱声音。
但这一次，我没有再刻意掩饰眼神里的情绪。我看着她，努力让目光传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依赖，信任，还有无法言说的愧疚和感激。
母亲似乎接收到了。她愣了一下，随即眼圈迅速红了，但嘴角却弯了起来，那是一个混合着泪水的、无比温柔的笑容。
“没关系，”她吻了吻我的额头，“我们念念只是比别的孩子……更懂事，更聪慧。这是福气，是老天爷给咱们家的福气。”
她没有追问，没有恐惧。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接纳了这份“异常”，并将之定义为“福气”和“早慧”。这是这个时代，一个农村母亲能给出的、最宽厚也最智慧的解释。
从那以后，我和母亲之间仿佛有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她不再执着于哺乳，而是更精心地准备我能接受的流食。她和我说话时，不再完全是哄婴儿的语气，有时会像对一个大孩子那样，告诉我今天做了什么，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爸爸托人捎信回来了，说这个月底能带点白面回来。”
“后山那片红薯快能挖了，今年收成看着还行。”
“你孙奶奶家……唉，还是老往公社跑。”
我静静听着，用眼神或细微的动作给予回应。这种沟通方式极其有限，但对我们两人而言，已经足够。
又过了几天，我已经能稍微被竖着抱一会儿。奶奶抱着我在院子里走动，指给我看：“这是咱家的水缸，这是鸡窝，可别去掏鸡蛋，小心鸡啄你……虽然你现在也够不着。”她自己说着笑了起来。
三个哥哥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依然觉得妹妹很小、很脆弱，但经过那夜的惊吓，他们靠近我时，动作会不自觉地放轻。尤其是建党，他总想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一颗光滑的小石子，一片形状奇怪的树叶，或者他自己舍不得吃的一块拇指大小的灶糖。
“给妹妹。”他把沾着灰的灶糖往我嘴边递，被母亲赶紧拦下。
“妹妹还不能吃这个，你自己吃。”
建党有点失望，但很快又高兴起来：“那等妹妹长大了，我把我的糖都给她！”
建军和建国在一旁笑话他，但眼神里也带着对这个小妹妹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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