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的忙碌与希望还在泥土中酝酿,盛夏的蝉鸣便迫不及待地接管了山村的奏鸣曲。田里的玉米已蹿起半人高,绿油油地在热风中摇曳。就在这万物疯长的季节里,张家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又一件大喜事——建国和林雪要结婚了!
婚期定在农历六月十八,取“六六大顺”之意,也避开了最炎热的伏天。日子是双方家长(林家父母终于点头,并寄来了正式的同意信和一份不算丰厚却情意真切的礼金)共同商定的。建国和林雪这对有情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相知、相恋与等待后,终于要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礼遵循着当时农村简朴而郑重的习俗。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十里红妆,却自有一番朴素的热闹与真诚的喜庆。
林雪是从知青点“发嫁”的。结婚前一天,几个要好的女知青和村里的姑娘们便挤满了她那间小小的宿舍,帮她梳头(依旧是最常见的双辫,只是辫梢系上了鲜艳的红头绳)、换上嫁衣。嫁衣是林雪母亲寄来的那块呢子料,由苏晚晴和母亲一起,熬了好几个夜精心缝制成一件合身的列宁装,款式大方,针脚细密。穿在身上,衬得林雪越发清秀挺拔,脸颊上的红晕比胭脂还要动人。
张家这边,更是早早忙碌起来。新房早已晾晒干透,家具也齐全了——建国和建党亲手打制的双人床、衣柜、桌椅,虽无雕花彩绘,却木质坚实,边角圆润,泛着木材本色的温润光泽。窗上贴着大红的“囍”字剪纸,是母亲和苏晚晴的手艺。院子里支起了临时的灶台,请来的本家婶子们忙着蒸喜馍、炸油糕、炖猪肉,香气弥漫了半个村子。
婚礼当天,建国借了二叔的自行车,车把上系着红绸,在建党、红兵等一帮年轻后生的簇拥下,一路敲锣打鼓(借了村里的锣鼓家伙),热热闹闹地去知青点接新娘。没有刁难,没有喧闹,只有知青点同伴们善意的哄笑和祝福。林雪在女伴的搀扶下,坐上了建国自行车的后座,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包(里面是她的几件随身物品和那支钢笔)。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建国稳稳地蹬着车子,载着他的新娘,穿过绿意盎然的田野和乡亲们含笑的目光,回到了张家。
仪式简单而庄重。在堂屋毛主席像前,一对新人向领袖像鞠躬,向双方长辈(林家长辈由那位公社干部夫妇代表)鞠躬,再相互鞠躬。爷爷作为主婚人,说了些“夫妻团结,勤俭持家,共同进步”的祝词。母亲含着泪,将一枚祖传的、磨得发亮的银戒指戴在了林雪的手指上(这是张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传家宝”了)。林雪则恭恭敬敬地给公婆、爷爷和大哥大嫂(建军虽不在,苏晚晴抱着安安代受了)敬了茶。礼成,从此她便真正是张家的人了。
喜宴就摆在院子里,借了邻居的桌椅,摆开了七八桌。菜是实实在在的农家席面:红烧肉、炖鸡、粉条白菜、炒鸡蛋、凉拌黄瓜……虽然比不上城里的精致,但分量足,味道香,吃得宾主尽欢。建国和林雪挨桌敬酒(以水代酒),接受着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的祝福。林雪脸上始终带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容,举止落落大方,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喧闹持续到下午,客人渐渐散去。新房里,红烛高燃,映着窗上的“囍”字和新娘子微红的脸庞。建国看着终于成为自己妻子的林雪,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一遍遍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 林雪低着头,轻声应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温热的银戒指。
就在这新婚的喜悦还未完全沉淀之时,另一件牵动全家的大事也进入了倒计时——苏晚晴带着安安和晓岚随军的日子,定在了七月末。
随着建军那边手续办妥、房子落实(果然是一处带小院的平房)的消息传来,苏晚晴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行装。要带走的东西不多,却件件需要精挑细选:安安的衣物玩具、常用药品、一家三口的换洗衣物、几样舍不得丢的厨房小物件(比如母亲陪嫁的一把老铜勺)、还有晓岚的书本笔记。打好的包袱一个个摞在屋里,像沉默的计时沙漏,提醒着分别的临近。
六岁的我,已经懵懂地知道了“离别”的滋味。看着大嫂屋里渐渐空出来的柜子和墙角堆起的行李,心里就像被一只小手揪着,闷闷地疼。安安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儿,会含糊地叫我“嘟嘟”(姑姑),喜欢追着我跑。晓岚姐姐虽然话不多,但总会耐心回答我各种奇怪的问题,晚上有时还会给我讲书里的故事。大嫂苏晚晴,更是像另一个母亲一样温柔待我。一想到他们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概念里,部队驻地几乎在天边),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一次,我就忍不住想哭。
但我不能哭。母亲说,这是喜事,大哥一家要团圆了,晓岚姐姐也有了好去处。我只能把难过藏在心里,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大嫂房间,摸摸安安熟睡的小脸,或者帮着晓岚姐姐整理那些捆扎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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