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真是大明朝廷的莫大悲哀!
一方县衙被毁,官吏尽诛,竟是万民欢呼,奔走相告,如解倒悬之苦。“民心”二字,已被朝廷亲手丢入沟渠,践踏殆尽。官府威严扫地,其腐朽程度,已至土崩鱼烂之境,距离最终的倾覆,不过一步之遥。
任风遥凭此一战,以血与火的方式,在山寨中树立了无可动摇的绝对权威。那日他白发浴血、状若疯魔的身影,以及那喷吐死亡火舌的“妖器”,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敬畏交加之下,众人无不凛然听命,甚至有人不敢直视其目光,唯恐这尊“杀神”反复无常。
唯有大虎,对任风遥知根知底。他心中暗忖:“若他真是视人命如草芥的魔头,当初又怎会舍命救助自己?真正的冷酷,是绝不会拥有那般炽热肝胆的。”
然而,沂水县衙内那修罗场般的景象,却又如此真实刺目——任风遥确实进行了无差别的杀戮,枪下亡魂不仅包括抵抗的衙役,甚至波及了院中的犬马。
当二虎看到那个被流弹波及、身躯残破的孩童尸体时,还是难掩内心的难过——他毕竟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不伤无辜”的原则曾是他信念的基石。但很快,一种更深的理解与辩护在他心中升起。他开始自我说服,将任风遥的失控归因于“紧急避险”下的极端反应:“试想当时,县衙内敌我混杂,乱局之中箭矢横飞,任何一丝迟疑,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
在那电光石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绝境里,理性往往会让位于生存的本能……这或许,是乱世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这种想法,带着无奈,也带着为同伴开脱的义气,渐渐压过了最初的不安。
任风遥自己,则在狂热褪去后,陷入了更深的静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从踏出县衙第一步起,他已亲手斩断了所有退路,与这个腐朽的王朝彻底决裂。
他强迫自己压下翻腾的心绪,将目光从身后的血泊投向未知的前方。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却又不能有半分退缩。他必须为跟随他的这些人,在这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任风遥觉得有必要了解下现在的历史。他再次进入了那神秘的仓储空间,启动电脑,开始疯狂查阅明末的历史资料。然而,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竟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击。
他本来是要寻找历史大事记,以及可资“合作”的伙伴的,但史书与后世评述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是光怪陆离,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竟有无数截然不同的面孔。
以辽东危局为例,便是迷雾重重:袁崇焕之死,一说是崇祯帝自毁长城、昏聩多疑,中了拙劣的反间计;另一说则言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私下议和,确有取死之道。孰是孰非?
而毛文龙其人,有的史料称他是牵制后金、孤悬海外的抗清英雄;另一些则指他虚报兵额、糜饷养寇,形同军阀。谁真谁假?
而对那搅动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及其义军,评价却是撕裂般矛盾:在一些记载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义师,所到之处“开仓而赈饥民”,提出的“均田免赋”口号深得民心,是底层百姓在绝望中的希望。
但在另一些笔墨中,他们却是烧杀抢掠的流寇,尤其在后期军纪败坏,于北京城拷掠百官、纵兵殃民,其速败正是因其腐化堕落、不得人心。
而对当朝天子崇祯的评价,更是两极分化:有人赞他励精图治、事必躬亲,非亡国之君,却当亡国之运,一生都在试图挽救一个烂到根子里的王朝。
也有人斥他刚愎自用、刻薄寡恩,急于求成、滥杀大臣,正是他的多疑与急躁,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任风遥越看越是心惊,只觉得历史仿佛一个任人打扮的孩童,真相被层层叠叠的笔墨和立场掩盖。善与恶、忠与奸,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不断翻转。
人嘴两张皮,成败论英雄。那些青史留名的,未必全是忠良;那些被口诛笔伐的,或许也另有隐情。
这种认知上的混乱,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困扰。他原本想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和借鉴,却发现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罗生门,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
良久,他缓缓合上电脑,眼中最初的迷茫渐渐被一种坚定的清明所取代。
他意识到,沉溺于后世对过去的纷争毫无意义。他身处的是活生生的“现在”,眼前的百姓疾苦、官逼民反的现实,才是唯一确凿无误的真相。
他决定不再被书斋中的史论所束缚,而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断。他要看的,是这沂水县贪官如何草菅人命,是这天下苍生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要走的,是一条基于当下现实、为自己和追随者求存求变的道路。
历史由后人评说去吧。路,却在自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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