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的午后,大队部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长条凳坐满了人,墙根下蹲着一排,连门口都围着抱孩子的妇女。苏念棠站在桌前,手里攥着连夜写好的材料,指尖微微发紧——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稿子,是要带着全大队的经验去县里的“答卷”,容不得半点马虎。
“大伙静一静!”会计老周敲了敲桌沿,“念棠同志把咱们搞副业的事写成了材料,下个月去县里开会要用。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一起琢磨琢磨,该补的补,该改的改。”
苏念棠清了清嗓子,念起标题:“《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红星大队风力磨豆机的研制与应用》……”
她念得慢,生怕漏了关键。可念着念着,会议室里渐渐活泛起来。念到“用废旧自行车零件改传动装置”时,铁柱“腾”地站起来:“对!那链条还是我从公社废品站淘的,当时磨了老板半天才肯便宜卖!”;念到“飞轮储能设计”,大牛也搭话:“飞轮的木盘是王大爷找的老枣木,沉得很,转起来稳当!”
原本单薄的文字,被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填得满满当当。念到豆腐干生产,李婶非要加上福山爷爷的熏制手艺:“松针和柏叶按三比一配,火候得盯着,差一点味儿就变了——这是老爷子的老本行,必须写上!”角落里的福山爷爷抽着旱烟,笑着补充:“就写‘老农经验搭着现代标准,才出好味道’。”
编织小组的部分更是热闹,春草拿着小本子逐条补充:编红五星是王大娘的主意,双层筐的隔板是她试了五次才调好的高度,编号用细柳条编才不容易磨掉……苏念棠埋着头记录,笔尖在纸上飞,手都快酸了。陆劲洲坐在旁边,偶尔提醒:“这里加个具体例子,更实在”“那里提句数据,更有说服力”。
一下午过去,几页纸的材料变成了厚厚一沓。最后苏念棠总结:“咱们的经验就三条——土法上马不贪大,标准先行抓质量,集体出力靠大伙。”话音刚落,老周带头鼓掌,掌声把窗户上的霜花震得都好像亮了些。
散会后,苏念棠看着满纸的字迹犯愁,陆劲洲接过笔:“我来整理,挑最生动的例子留,其余的做补充备注。”两人在煤油灯下忙到天黑,影子投在墙上,时而凑在一起争论,时而默契地低头书写。陆劲洲指着“用温度计测熏制温度”那行:“这个得留,体现咱们讲科学”;苏念棠指着“妇女们从家里走出来上工”:“这个也得留,这是大伙思想的变化”。
他们像打磨农具似的,一点点把材料磨得扎实又鲜活——这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整个红星大队的心血。
正月十二,扫盲班开课了,地点选在编织小组的仓库,白天编筐,晚上上课。公社中学的王老师戴着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第一堂课就来了二十多个妇女,从十几岁的春草到五十多岁的王大娘,都拿着树枝在地上划字。
王老师从“人、口、手”教起,春草学得最认真,树枝在地上写得笔直,像编筐时的柳条;王大娘手指粗,握不住笔,就用树枝一笔一划地描,每晚都来得最早,走得最晚。“我要是识了字,食品厂的要求自己就能看,不用总麻烦别人念。”她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思——识字不只是认几个符号,是能自己看清路、跟上趟。
苏念棠也坐在下面学,虽然她认识字,却对有些繁体字生涩。王老师看她学得用心,课后拉着她说:“念棠,你识字多,往后你帮着辅导进度慢的,当半个老师吧。”“没问题!”苏念棠一口答应。
从此,扫盲班多了个“小老师”。每晚王老师教完新课,苏念棠就带着大伙复习,用磨豆子、编筐子的事举例子:“‘磨’字,左边是石字旁,右边是‘麻’,磨豆子得用石头磨,磨久了手会麻”“‘筐’字,竹字头下面是‘匡’,编筐得用竹子,还得编得方方正正像个框”。妇女们听得哈哈大笑,记字也快了不少。
这边扫盲班热热闹闹,那边苏念棠也没落下县里开会的准备。她把整理好的材料念给陆劲洲听,陆劲洲听得仔细,还拿出尺子和圆规,在稿纸边上画风车结构图、豆腐干生产流程图:“一图胜千言,这样听的人更容易懂。”
眼看开会的日子近了,苏念棠又犯了愁——该穿什么去?衣柜里最好的就是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白花衬衫,还是结婚时做的。陆劲洲看在眼里,没吭声。转天他去了趟公社,回来时手里拎着块深蓝色的劳动布:“这布厚实耐穿,请李婶给你做件中山装外套,开会穿得体面些,咱们代表的是红星大队。”
苏念棠摸着厚实的布料,心里暖烘烘的。李婶听说要做“开会穿的衣服”,格外上心,翻出压箱底的缝纫书比着裁,熬了两个通宵,做出来的外套合身又精神。苏念棠穿上身,春草围着她转了两圈:“念棠姐,你穿这个去县里,保管不丢咱们大队的脸!”
正月十五元宵节,大队里办秧歌汇演,各生产队都出了节目。豆腐干小组编了段快板《磨坊新事》,把磨豆子、熏豆腐的事唱得活灵活现;编织小组排了个小品《编筐记》,演的就是当初试编双层筐的趣事。轮到春草上台,她学着苏念棠的样子,叉着腰说“质量是红线”,台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像!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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