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十年的春风，并未立刻消融南直隶上空的寒意，但金陵城外的东郊，却已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喧嚣与燥热。这里，坐落着大明南都最重要的军工命脉——金陵军器局。与往日那种在官府压榨、吏胥盘剥下的死气沉沉、得过且过不同，如今的军器局，似乎被注入了一股滚烫的、躁动的生机。
变化，源自监国朱常沅那道将南直隶矿藏收归国有、并着力发展军工的诏令，更源自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
首先冲击旧有格局的，是那道关于“匠籍” 的敕令。诏曰：“为兴军工，励百工，特准南直隶军器局及所属各作、厂之匠户，除原定月粮、直米外，另按技艺高下、劳作勤惰、所出多寡，给予‘勤工银’与‘超工赏’。技艺精湛，能改良工法、提高工效、创新利器者，另行重赏，并可擢升为‘匠师’、‘大匠’，秩同流外官，享相应俸禄。其子弟，准其入新设之‘技艺传习所’识字、习算、学艺，优异者，可入国子监旁听，或擢为吏员、低品官身。 一应匠户，除奉令造作外，免除其他一切杂泛差役。”
这道诏书，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在军器局内外，乃至整个南直隶的工匠圈子里，炸开了锅。对世代被束缚在“匠籍”中，承担几乎无偿劳役，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的工匠而言，这无异于翻天覆地的变革！“勤工银”意味着除了那点勉强糊口的口粮，还能有现钱收入；“超工赏”则直接将劳作成果与报酬挂钩；而“擢升匠师”、“子弟可读书、可为吏”，更是打破了千百年来工匠阶层几乎固化的身份壁垒，给了他们以及后代子孙一条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当然，也有人怀疑，有人观望，认为这不过是朝廷为了赶制军器的权宜之计，画个大饼。但很快，第一批“勤工银”和“超工赏”，在督理矿务与军器制造的工部侍郎亲自监督下，被足额、公开地发放到了工匠手中。当沉甸甸的铜钱和少量银两，落入那些满是老茧、沾着炭灰油污的手中时，许多工匠的手在颤抖，眼眶也湿润了。紧接着，几位在火铳铳管锻造、火炮模铸、火药提纯方面确有独到之处的老工匠，被当众授予“匠师”腰牌，每月俸禄相当于从九品官员，引得一片羡慕的惊叹。而“技艺传习所”的筹备告示，也贴在了军器局的大门旁，宣称将聘请退隐的博学老匠、甚至懂泰西格物之道的传教士授课，不仅教手艺，还教识字、算学、几何初步。
希望，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在无数工匠麻木已久的心头点燃。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热情的空前高涨。以往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能拖则拖，能省则省，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今，多造一把合格的铳刀，多打磨一根笔直的铳管，多配制一份精良的火药，都可能换来实实在在的赏钱，甚至改变命运的机会！军器局各作、厂的灯火，熄得比以前晚了许多；锤打铁砧的声音，更加密集而富有节奏；工匠们私下交流、切磋技艺的讨论声，也渐渐多了起来。
然而，新规的推行，远非一帆风顺。旧有的利益格局和惰性思维，如同锈蚀的齿轮，顽固地阻碍着新秩序的运转。
军器局原来的大小管事、作头，多是世袭或由吏部委派的杂流官，甚至本身就是工匠中善于钻营、巴结上官之辈。他们早已习惯了从工匠的劳作中盘剥克扣，从物料采买中上下其手。如今，新规强调按技艺和产出定酬，他们的“管理”权力和灰色收入大受威胁。更让他们不满的是，那些“匠师”的擢升，虽然秩位不高，却隐隐有与他们分庭抗礼之势，尤其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匠师的意见开始受到重视，这让他们感到了地位的动摇。
于是，阳奉阴违、暗中掣肘便开始了。有的管事在分配“勤工银”时故意拖延，或是在评定“超工赏”时苛刻刁难，将甲等评为乙等，将乙等评为丙等。有的作头在安排活计时，将轻松、易出活的差事分给自己的亲信，将繁难、易出错的活计推给那些不善于逢迎的工匠。更有甚者，故意在物料领取、工具发放上设置障碍，或散布谣言，说什么“朝廷银钱紧张，赏银发不长久”、“匠师不过是虚名，日后还要当牛做马”，试图动摇人心。
军器局最大的铳炮作内，气氛便有些微妙。作头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瘪老头，在局里经营多年，门生故旧不少。他对新规极为抵触，尤其看不惯作里新晋的年轻匠师赵铁锤。赵铁锤不过三十出头，却有一手祖传的淬火、冷锻技艺，打造的铳管坚韧耐用，闭气性佳。被擢升为匠师后，他并未趾高气扬，反而更加埋头钻研，还试着改进铳床的固定方式，提高钻孔的精度和效率。这无形中威胁到了王作头的权威，也触动了他通过控制铳管质量验收来谋利的门道。
这日，赵铁锤带着两个徒弟，试验一种新的钻头材质和角度，希望能进一步提高铳管内壁的光滑度。试验需要占用一台钻床较长时间，且耗费一些精铁和煤炭。王作头便阴阳怪气地发话了：“赵匠师，您现在是官身了，琢磨新玩意儿是好事。可这钻床是公家的，精铁煤炭也是要钱的。您这试验，要是成了还好，要是不成，这损耗算谁的？耽误了上面交代的铳管定额，谁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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