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的灯光调得很暖。1978年的水彩画《并蒂莲》摊在画案中央，张佳乐用放大镜仔细看着花瓣的笔触，那些淡彩的晕染方式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你祖母的画风，”她抬起头看向林冰，“和你的线条处理很像。”
林冰正用软布擦拭那枚银质胸针。金属在灯光下泛起柔和光泽，交织的画笔与钢笔仿佛会流动。她没有抬头：“我从来不知道祖母画过画。家里人都说她只是个普通教师。”
那本薄日记摆在两人中间，泛黄的纸页散发着岁月的味道。张佳乐轻轻翻开一页，娟秀的字迹写着：
“1975年3月12日，雨。素华说，艺术是时间的琥珀，能把瞬间凝固成永恒。我们在画室里待了整整一天，画那池荷花。她的笔触总是比我大胆，敢用最深的群青去勾勒阴影，而我只敢一层层薄涂。她说我太谨慎，我说她太冒险。最后我们各画了一朵荷，放在一起看，竟是意外的和谐。”
“她们常这样一起创作？”张佳乐问。
林冰继续往后翻。另一页字迹略显潦草，墨水有些洇开：
“1977年9月，展期定了。我们选了十二幅作品，素华说要在展览当天穿一样的白裙子。文心怕太张扬，素华笑她胆小。其实我知道，文心只是担心——担心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目光。”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等字迹再次出现时，笔锋变得沉重：
“火是从隔壁画室烧起来的。我们冲进去时，浓烟已经让人睁不开眼。素华先抢救了《并蒂莲》，我抱着素描本。其他十幅……全在火里。逃出来时，素华的手臂烧伤了，但她紧紧护着那幅画。”
林冰的手指停在纸页上。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除了那片干枯的并蒂莲花瓣，还有一行极小的字，写在纸张边缘：
“素华，他们都说我们不该在一起画画了。我明天要走了。这朵并蒂莲，分你一半。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一起把展览办完。”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在光线中飘浮的声音。张佳乐看着那行字，忽然觉得胸口发紧。
“所以她们是被迫分开的。”她轻声说。
林冰合上日记，走到墙边。那里挂着她们从各地带回来的画作——古镇的《莲纹私语》、草原的《风与马蹄协奏曲》、雪山的《冰棱星图回响》、森林的《年轮与萤火虫地图》。每一幅的下方，都有并蒂莲的纹样，或明显，或隐晦。
“祖母晚年一直住在乡下，”林冰的声音很轻，“我小时候去看她，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池塘发呆。我以为她只是喜欢荷花。”
“她没跟你提过画画的事？”
“一次都没有。”林冰转过身，眼神复杂，“但她教会我认各种植物的纹理，教我分辨不同时辰的光影变化。现在想来，那些都是绘画的基础。”
张佳乐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两人的手掌都微凉，但相触时渐渐暖和起来。
“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未完成的对话’？”她问。
林冰想了想，走到《并蒂莲》前，用手指轻轻描摹荷花的轮廓：“不临摹，不复制。我们要和她们对话——用我们的方式，回应她们的作品。”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室变成了时光的交汇点。1978年的画作摆在一边，2023年的画纸铺在另一边。张佳乐没有直接画荷花，而是先画了一系列草图：火烧过的画室一角、散落在地的调色盘、两个模糊的背影在浓烟中相携而出。
“我想从那个夜晚开始，”她对林冰说，“从她们失去的东西开始。”
林冰则在调一种特殊的颜色。她将祖母留下的半片干枯花瓣浸泡在水中，待水染上淡淡的黄褐色，再用这水调和颜料。“用她们的花，画我们的画。”
这个过程中，“年轮”成了最安静的旁观者。这只银灰色的猫常常蜷在画案一角，琥珀色的眼睛在1978年的水彩画和2023年的画纸间来回移动，偶尔伸出爪子，轻轻碰触干枯的花瓣，仿佛在确认它的真实。
第三天下午，苏静再次来访。她带来了一箱旧物：褪色的调色板、几支秃了的画笔、一本夹着枯叶的写生簿，还有一沓用丝带捆好的信件。
“母亲的东西，”她将箱子轻轻放在地上，“我想你们可能需要。”
张佳乐解开丝带。信件没有信封，是对折的信纸，边缘已经脆化。她小心展开第一张：
“素华，展馆说我们的画‘题材敏感’。我问哪里敏感，他们说不出来，只是摇头。我们今天又去看了那个展厅，阳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你说，要是我们的画能挂在那里，该多好。”
另一张字迹不同，更加潇洒：
“文心，别管他们说什么。画是我们的，展厅也是人建的。如果不能挂，我们就自己建一个展厅。在田野里，在星空下，让荷花和月光做我们的观众。”
信件没有日期，没有落款，只有一来一往的对话。张佳乐和林冰一封封读下去，像是在偷听一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深夜交谈。她们谈论色彩、光影、笔触，也谈论食堂的饭菜、宿舍的蚊帐、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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