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深冬的第一个清晨,工作室里的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鸣。张佳乐在整理从南方带回来的最后一个箱子时,指尖触到一块柔软的东西——用素色棉布包裹的,叠得方正。解开棉布,里面是几块手帕大小的绣片,丝线已经褪色,但图案依然清晰:并蒂莲、木棉花、缠绕的藤蔓,还有极细的、几乎看不见的小字,绣在花瓣的脉络里。
她凑近灯光仔细辨认。那些字太小了,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是诗句的片段,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林冰正在调试新的录音设备,抬头看见她专注的样子,便走过来:“这是什么?”
“绣片。”张佳乐递过放大镜,“看这些字。”
林冰接过放大镜,在灯光下仔细看那些丝线绣成的字。针脚细密均匀,显然是用了极大的耐心。“是清姨绣的,还是明慧阿姨绣的?”
“不知道。”张佳乐翻看绣片的背面,针脚整齐利落,没有线头,“但藏在箱底,用棉布仔细包着,一定很重要。”
她们数了数,一共七块绣片。图案各不相同,但风格一致:细腻、含蓄,情感藏在每一针每一线里。最大的一块绣的是一扇窗,窗外有木棉树,窗内有两个人影,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距离很近。绣这片的人用了深浅不同的褐色丝线,绣出了晨光透过窗棂的光影效果。
“这需要多好的眼力和耐心。”林冰轻声说。
“也需要很多时间。”张佳乐将绣片摊在桌上,在灯光下排列,“在那些抄写、弹琴、生活的间隙里,一针一线绣出这些画,这些画面。”
那天下午,她们没有做别的事,只是研究这些绣片。张佳乐用高分辨率扫描仪将每一块都扫描存档,林冰则试图辨认那些诗句的出处。有些是古诗,有些可能是原创,但因为残缺,难以确定。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林冰念着这句,“这是汉代苏武的诗。但如果接上前面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又像是改编。”
“她们在用针线写诗。”张佳乐说,“在不能公开书写、不能公开言说的时代,用这种最传统、最不被注意的方式,记录最私密的情感。”
工作室里很安静,只有扫描仪工作的轻微声响。窗外的天色渐暗,深冬的黄昏来得早。年轮跳上桌子,好奇地嗅了嗅那些绣片,然后蜷在旁边,琥珀色的眼睛看着两个专注的人。
扫描完成后,张佳乐将绣片重新用棉布包好,放进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那是她们为重要物品准备的保存盒,里面铺着无酸纸。合上盒盖时,她忽然说:“我们应该用某种方式,回应这些绣片。”
“用绣?”林冰问。
“不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张佳乐走到工作台前,摊开一张水彩纸,“用我们的方式。但核心是一样的——用创作记录情感,用艺术延续记忆。”
那个晚上,工作室的灯亮到很晚。张佳乐开始画一系列小幅水彩,每幅画的灵感来自一块绣片。但她不临摹图案,而是捕捉那种“用针线书写”的感觉——细腻的笔触,层叠的色彩,若有若无的文字暗示。
林冰则在另一张工作台上,尝试用吉他表现“刺绣”的质感。她用了许多泛音和滑音,试图模仿针线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模仿丝线在光线下闪烁的效果。录音设备开着,记录下每一个试验的音符。
午夜时分,两人都饿了。张佳乐去厨房煮了简单的面条,加了鸡蛋和青菜。她们在工作室的小茶几上吃,热气蒸腾中,相视而笑。
“如果清姨和明慧阿姨知道,”林冰吃着面条,轻声说,“四十年后,有两个人在深冬的夜里,因为她们留下的几块绣片,不睡觉地画画弹琴,会怎么想?”
“会欣慰吧。”张佳乐说,“会知道她们没有被忘记,她们的情感、她们的创作,还在延续。”
吃完面,她们没有继续工作,而是并排躺在工作室的地毯上,看天花板。暖气很足,地毯柔软,年轮挤在她们中间,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我在想,”张佳乐轻声说,“除了我们,还有多少人,留下了这样的‘织物记忆’?绣片、编织、缝纫……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红’的手工艺里,藏了多少女性的故事和情感?”
“很多。”林冰也轻声回答,“在不能公开书写、不能公开表达的时代,针线可能是唯一的笔,布可能是唯一的纸。”
“我们应该找找看。”张佳乐转过头,看着林冰的侧脸,“不一定是爱情故事,可能是任何故事。母女之间的,姐妹之间的,朋友之间的,自己与自己的。”
“用针线记录的生活,用织物承载的记忆。”林冰也转过头,两人在昏暗中对视,“这可以成为‘未完成的对话’的新方向。”
“对。”张佳乐的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光,“我们继续寻找被遗忘的故事,但这次,特别关注那些用非传统方式记录的故事。绣片、编织物、拼布、甚至衣物上的修补痕迹——每一针每一线,可能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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