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冬日，涅瓦河面覆盖着灰白色的冰层，雾气从河面升腾，弥漫在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尖顶之间，给这座“北方威尼斯”蒙上了一层阴郁而朦胧的面纱。
瓦西里岛，一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砖红色建筑门口，挂着不起眼的铜牌：“彼得罗夫科学史研究与收藏中心”。这里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是一个不对公众完全开放的学者俱乐部和私人档案馆。它由几位痴迷于俄国近代科学史的退休教授和富裕藏家共同维持，接受特定基金会的捐赠，专门收集、整理与帝俄及苏联早期边缘科学、探险、发明相关的文献与实物。
下午两点，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停在街角。陆涛、沈翊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联络员——一位名叫伊戈尔、能讲流利中文的俄联邦安全局前官员——下了车。他们穿着厚实但款式普通的大衣，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前来进行学术交流的外国研究者。
伊戈尔提前通过“友好渠道”进行了预约，理由是中国某大学科学史研究所有兴趣了解帝俄时期对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地质探险记录，希望查阅相关档案。
一位戴着金丝眼镜、头发花白、身形瘦高的老人——中心负责人之一，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教授——在略显拥挤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们。室内充满了旧纸张、皮革和淡淡的樟脑丸味道，书架高耸，摆满了各种语言的厚重典籍。
寒暄过后，伊戈尔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了伪造但极其逼真的介绍信和学者证件。彼得罗维奇教授仔细看了看，目光在陆涛和沈翊身上停留片刻，语气谨慎而礼貌：“西伯利亚地质探险……这个主题很宽泛。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相关的日记、信件和报告，主要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不知几位具体对哪个时期、哪支探险队感兴趣？”
沈翊适时开口，用准备好的说辞回答：“我们对二十世纪末，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一些由国际联合资助的、针对贝加尔湖地区地质多样性的科学考察比较关注。那个时期政治经济转型，很多探险记录可能流散，学术价值独特。我们听说，贵中心可能收藏了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教授的部分遗物，他当年似乎参与或领导过这样的考察？”
听到索科洛夫的名字，彼得罗维奇教授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钟，似乎在权衡。“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的，他是一位杰出的、也是特立独行的地质学家。晚年他将一部分手稿和信件捐赠给了我们中心，条件之一是……非经特别许可，不向无关人员公开涉及‘私人资助与合作细节’的部分。”他顿了顿，“你们的研究，为什么会对资助细节感兴趣？”
陆涛平静地接话：“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冷战后期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变迁的跨国研究项目。资金来源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考察方向和成果发表。索科洛夫教授当年的考察，据说有多国资助背景，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只希望了解学术层面的信息，比如考察区域的选择依据、样本采集的学术考量等，不会触及任何敏感的个人或商业信息。”
他的回答合情合理，既表明了学术目的，又暗示了分寸感。
彼得罗维奇教授又看了看他们的证件，最终点了点头：“好吧。索科洛夫教授的档案在二楼的特藏室。请跟我来，但请务必保持安静，并小心对待那些脆弱的纸张。”
他们跟随教授走上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来到二楼一个更加安静、恒温恒湿的房间。房间里有几排钢制档案柜。教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标有“索科洛夫 A.I. – 捐赠部分 (1998-2005)”的灰色档案盒，放在阅读台上。
“就是这些了。主要是他晚年整理的一些笔记、与同行及资助方的通信副本，还有一些考察照片的复制品。原件有些已经损毁或遗失。”彼得罗维奇教授说，“你们可以在这里查阅，但不能拍照，不能复印。我会在隔壁办公室，有事可以叫我。请一定小心。”
教授离开后，沈翊立刻戴上白手套，小心地打开档案盒。里面是几十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件夹。他们快速浏览标签，寻找与“贝加尔湖”、“GBL”（很可能就是报告中提到的样本编号前缀）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相关的文件夹。
很快，沈翊找到了一个标注为“1993-1995 贝加尔湖国际联合考察 – 笔记与通信”的文件夹。打开，里面是索科洛夫教授工整但略显潦草的手写笔记、几份打印的英文和法文信件、还有一些黑白和彩色照片。
笔记详细记录了考察的日程、采样点坐标（虽然用的是相对粗略的地标描述）、以及初步的现场观察。在1994年8月的一页笔记上，他们看到了期待的内容：
【8月14日，西岸，坐标参考点：‘鹰嘴岩’以北约2公里，深入针叶林。发现一处小型岩崩裸露面，岩壁呈罕见的深蓝黑色，在紫外线灯下可见微弱自发荧光。敲击有清脆金属音，便携热电仪显示异常温差电动势。采集样本三块，编号GBL-7, GBL-8, GBL-9。此地磁场读数波动明显，与湖畔其他点差异显着。团队中法国资助方代表（P.L.T.）异常兴奋，要求重点记录并后续加密分析。感觉……不像纯粹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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