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试验入组的那天早上，林半夏在办公室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研究院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边天空，鸟在枝头叫，声音清脆得像泉水。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拿起文件夹，推门出去了。受试者陆续到来，有桃花峪的村民，有省城的退休工人，有附近郊区的农民，还有两个从外省专程赶来的肝病患者，说是看到基金会的招募公告，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的。林半夏让沈放给他们安排住宿，基金会的经费有限，住不起宾馆，就在研究院附近的招待所开了几间房，条件简陋但干净。
知情同意书一份一份地签，血样一管一管地抽，FibroScan一个接一个地做。林半夏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中间只喝了一杯豆浆，咬了两口馒头。沈放给她带的盒饭放在桌上，一直到凉透了都没打开。恩恩从学校赶过来帮忙，负责登记和引导患者，跑前跑后，脚不沾地。赵研究员在实验室里处理血样，离心机一刻不停地转。
第一天入组了二十三个人，比预期的少，但林半夏不急。她知道这种事急不来，一期试验的安全性数据虽然好看，但普通患者对新药的恐惧和不信任不是那么容易打消的。她挨个给入组的患者建了微信群，在群里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有人问这个是中药还是西药，有人说药苦不苦，有人问吃了会不会掉头发。林半夏一一解答，不厌其烦。
入组的过程持续了两周，最终筛选出一百二十八名合格受试者，超过了计划的一百一十人。林半夏把名单打印出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看着那些名字，像看着一群需要她保护的孩子。
给药开始后的第一周，没有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少数患者有轻微的恶心和腹胀，但都在可耐受范围内，没有人退出。第二周，一些患者开始感觉到变化，有人在群里说“肚子不胀了”，有人说“饭量大了”，有人说“身上有劲了”。林半夏看着那些留言，心里像有阳光照进来。她告诉自己要冷静，这些主观感受不能作为疗效的依据，最终要看客观指标。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角，总是不自觉地翘起来。
沈放说她笑的样子很好看，不像平时那么严肃。林半夏说你严肃，你全家都严肃。沈放说，我家现在就两口人，我严肃，我妈比我更严肃。
赵研究员每两周汇总一次数据，肝功能和纤维化指标的变化趋势在第六周开始显现。QF-2A组的ALT、AST、GGT等指标出现了明显下降，肝纤维化扫描值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对照组的变化不明显，两组之间的差异开始有了统计学意义。赵研究员把数据表发给林半夏，附言说结果不错，继续观察。林半夏看着那些向上或向下的小箭头，眼眶湿了。
秋天，鹰嘴山的三白草种子熟了。林远峰打电话来说，今年收了大概五十斤种子，明年可以扩种到二十亩。林半夏说辛苦了叔叔。林远峰说辛苦什么，种药比采药轻松多了。他还说在山上的石缝里发现了几株野生的鬼臼，很小很瘦，但他用手机拍了照片，说这玩意还没绝迹，也许几十年后还能恢复。林半夏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鬼臼的叶子像一把撑开的小伞，叶脉清晰，边缘有细细的锯齿。她没见过活的鬼臼，只在曾祖父的标本册里见过干枯的植株。这张照片让她觉得，曾祖父说的那些濒临灭绝的东西，其实还有一线生机。
十一月，二期试验的揭盲时间到了。赵研究员把数据库锁了，双人双份录入核对无误后，当着林半夏和沈放的面揭了盲。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QF-2A组在主要疗效指标上显着优于对照组，而且与一期试验的安全性数据一致，没有出现与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林半夏看着那些数字，脑子却空白了。沈放从背后轻轻抱了她一下，说你做到了。赵研究员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说你家曾祖父在天上该笑了。
林半夏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桌前，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安静的、无声的，像溪水在流。她想起曾祖父，想起老宅的桂花树，想起那些发黄的手稿，想起陈老太太站在村口举着煤油灯等她的样子。一个方子，几代人，近百年的时间，从手写批注到实验室数据，从桃花峪的疫情到鹰嘴山的药材基地，从方明远的贪婪到陈玉楼的忏悔，从她一个人扛着到一群人并肩。这条路上，她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手机响了，是沈放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半夏，开门。”她擦了擦眼泪，站起来，拉开门。沈放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白花瓣上还带着水珠。他说祝贺你。林半夏接过花，说你怎么知道我哭了？沈放说你每次哭的时候鼻子会红，隔着门都能闻到。林半夏说你有病。沈放说对，我得了不治之症，只能你治。
第二天，林半夏把试验结果整理成报告，提交给了省药监局。审批需要时间，但至少二期试验成功了，下一步是三期试验。三期试验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更多的中心，更长的观察周期。林半夏知道这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时间，但她不怕了，因为她不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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