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新元年，三月十二，青云县。
春日暖阳斜斜照进县衙大堂，却驱不散堂内的肃杀与阴冷。沈建州一身青色官袍，端坐于案后，面沉如水。惊堂木落下，沉闷的声响重重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堂下跪着的粮商孙富贵更是肥硕的身躯一颤，额头冷汗涔涔。
“孙富贵，城东李寡妇状告你强占其三亩水田，可有此事？”沈建州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大人明鉴啊！”孙富贵满脸横肉挤作一团，连连磕头，将青石板地面撞得咚咚响，“那田是她亡夫生前亲手抵押给小人的，白纸黑字，有契书为证！”
一旁的师爷立刻上前，将一纸泛黄的契书呈上。沈建州接过来，目光仅是粗粗一扫，便转向了跪在右侧的那个瘦弱妇人，她肩头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李陈氏，你且说来。”
那妇人一开口，泪水便断了线般滚落，声音哽咽：“大人……那契书是假的！民妇的丈夫生前识文断字，若真是抵押田产，怎会只按手印而不签名？况且……况且那上面写的日期是去年腊月，可那时他……他已经病得下不来床，卧病足有三月了啊……”
沈建州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光。这案子，在前任县令沈文轩手中压了足足半年，只因这孙富贵是县丞周贵的远房亲戚，谁也不敢去碰这块烫手山芋。
堂外围观的百姓早已议论纷纷，声音虽小，却清晰地飘入堂中。
“这新来的县令……瞧着年轻，真敢审孙胖子？”
“怕不是做做样子吧？上一个不也是……”
议论声中，沈建州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盖过了所有杂音：“传仵作。”
众人皆是一愣。仵作上堂后，沈建州直截了当地问：“李陈氏亡夫，死于何时？”
“回大人，是今年正月初八。”
“死前三月病重在床，可还能提笔写字？”
“据小人验看脉案，其时已病入膏肓，五指僵硬，手颤不止，莫说写字，便是握笔也难。”
沈建州缓缓举起那份契书，目光如刀，直刺孙富贵：“孙富贵，你说这地是去年腊月所抵。彼时李陈氏的丈夫已手不能书，这契书上工整的名字，又是如何签下的？”
孙富贵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冷汗顺着鬓角滑落：“或、或许是……是早些时候就签好的……”
“契书上的墨迹。”沈建州将那张纸凑到从窗棂透进来的光线下，“存放半年的墨色，理应微微发暗。可这张纸上的墨迹，色泽鲜亮，分明是新墨，写下不超过三月。”
他转头看向师爷，语气不容置喙：“去库房，取去年腊月县衙公示的文书来，比对纸料。”
结果很快出来：契书所用的纸，是今年二月才从州府运来的新官纸。
“伪造契书，强占民田！”沈建州一声断喝，惊堂木重重拍下，“罪不容赦！杖三十，所占田产即刻归还，另罚银五十两，充作李陈氏赡养之资！”
孙富贵如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堂外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哗然。
不过半日，三桩积压已久的案子便被沈建州悉数审结。他查证、验物、核对时间，种种手段干净利落，带着一种前所未见的缜密思维。百姓们看他的眼神，已从最初的怀疑，转变为惊讶，最终化作了深深的敬畏。
退堂之后，沈建州回到后衙书房，林雅已在此等候多时，神情凝重。
“周贵动手了。”她递上一盏温茶，声音压得极低，“今晨州府来了公文，借口‘青云县仓廪空虚’，停拨了本月所有的粮饷。县衙上下二十多口人，再加上狱中的囚犯，库里的存粮，只够支撑五日。”
“好一招釜底抽薪。”沈建州接过茶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沈锐那边情况如何？”
“从黑风寨缴获的粮食已按计划，暗中运到了城西的货栈，鲁九的人正在接应。但这些粮食见不得光，一旦公开调用，周贵必定会以‘赃粮’为名上本弹劾。”
话音未落，一道黑影敏捷地从窗外翻入，正是沈锐。他一身夜行衣，风尘仆仆：“查清了。县衙二十七人中，有十一是周贵的眼线，大多安插在户房、仓房和狱房。另外，周贵今夜在醉仙楼设宴，款待一位从州府来的‘巡察使’。”
“巡察使？”沈建州双眼微眯，“来得倒真是时候。”
“姓王，是周显仁的门生。”沈锐递过一张纸条，“名义上是来巡察春耕，实际上是奉命查探沈家余党的下落，顺便寻找‘那东西’。”
天工院的遗产。屋内的空气瞬间凝重。
沈建州在房中踱步，指节轻轻敲着桌面：“粮饷要续上，眼线要拔除，巡察使也要应付……三件事，环环相扣，一件都不能出差错。”
“我有个主意。”林雅的眼中闪着智慧的光芒，“粮饷的事，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她展开一张青云县的地图，纤细的手指点在一个位置：“青云县去年遭了水灾，朝廷体恤，免了三成赋税。但周贵上报时却动了手脚，私下里多征了半成。这笔账，沈文轩在密账里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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