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秋季，比益州来得更早一些。
刘邦进入尚书省的第七天，一封急报从益州送到洛阳——成都已经全部接收完毕，城中粮仓储备充足，百姓情绪稳定。但有一件事需要陈昭定夺：益州各郡县的官员怎么安排？是全部由洛阳派遣，还是从益州本地士族中选拔？
陈昭拿着这份急报，在御书房里坐着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张居正求见时，看到他案头铺满了益州的地图和官员名录——陈昭正在用朱笔在几个名字上画圈。
“陛下。“张居正扫了一眼案上的名单，目光在“范仲淹“和“王安石“两个名字上停留了一下，“这两个人——“
“你觉得怎么样？“
张居正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范仲淹的履历又看了一遍——三年前是郑州推官，政绩甲等，清廉自守，断案如神。再拿起王安石的履历——两年前是淮南签书判官，治水有功，文采斐然，性子比范仲淹烈得多。
“范仲淹可任成都府尹。“张居正斟酌了一下措辞，“此人宽严相济，能安抚民心。王安石……“他顿了顿，“益州转运使——管钱粮的。以王安石的性格，他不怕得罪人——正好治一治益州士族的歪风。“
陈昭笑了：“英雄所见略同。“
当天傍晚，诏书发出。
范仲淹为成都府尹，全权主持益州行政。王安石为益州转运使，掌管益州财政税赋——整个江南西道的赋税、粮草、盐铁、漕运，全归他管。
张居正在给两人写私信的时候，只写了一句话——“蜀中难治，二位共勉。“
信到成都那天，范仲淹和王安石在城门口碰了面。
范仲淹四十出头，长身玉立，穿着一身半旧的青色官袍，腰间挂着一块玉佩——素朴得不像一个即将掌管一方的府尹。王安石比他年轻几岁，个子不高，但一双眼睛精光四射，看谁都是一副“你欠我一份考卷“的表情。
两人对视一眼，互相拱了拱手。
“范仲淹。“
“王安石。“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范仲淹直接说了一句：“王大人，我管人事，你管钱粮。三个月，我要看到一个全新的益州。“
王安石点了点头，只回了一个字：“行。“
益州的建制——就这样开始了。
头十天，范仲淹在成都府衙里坐堂，什么事也不干，只见人。
从成都本地的缙绅到各县的县令、从城中商会的会长到城外乡里的里正——他一个一个见，一个一个聊。不谈政绩，不谈赋税，就问三件事：家里几口人、种多少亩地、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个乡下的老人被他问得莫名其妙，壮着胆子问了一句：“大人——您见俺们这些泥腿子干啥？“
范仲淹给老人倒了一杯茶，说了一句话：“我要知道益州到底是什么样子，不是书上写的样子，是你们过的日子。“
老人端着茶杯，手抖了一下，眼眶突然就红了。
消息传出去，成都周边的百姓奔走相告——“新来的府尹不是坐堂老爷，是真要办事的。“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做什么？
他在查账。
益州的账目乱得像一锅粥——前任府尹留下的账本缺了整整三卷，各县的田亩登记簿有一半是错的，商税的收入有一多半不知所踪。王安石把账本一摞一摞地搬到自己的书房里，点了一盏油灯，不吃不睡地算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清晨，他从书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清单，脸上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平静。
“查完了。益州的积欠——够杀三个人的。“
他把清单往桌上一拍，开始点名——第一个点的是成都府粮科的主事，第二个是青城县令，第三个是绵州司仓参军。三个人在三天内全部落马。王安石的办事风格简单粗暴——证据确凿，先拿下，再审问，绝不留情。
消息传到洛阳，张居正看完报告后笑了——“王安石这个人，果然是个狠人。“
消息传到尚书省时，刘邦正在看一份江南的赋税账册。
他坐在角落里，面前堆着厚厚一摞公文——这是尚书令张居正给他安排的“入门功课“。按张居正的说法：“汉国公新入省，先熟悉一下各州钱粮的来龙去脉，日后议事才不至于空口无凭。“
刘邦看了一整天。
账册上的数字密密麻麻，从西域的屯田产出到中原的商税收入，从辽东的皮毛贸易到益州今年的秋粮预估——他第一次从一个“管天下“的角度看到了大周的版图。
“有意思。“他放下账册，伸了个懒腰，“以前坐井观天，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现在一看——陈昭这盘棋，大了去了。“
旁边一个正在整理文牍的年轻侍郎抬起头来，恭敬地问了一句：“国公觉得哪里的账最有趣？“
“益州。“刘邦用手指点了点那本账册，“范仲淹新到任才十天，已经报了第一批数据上来——秋粮预估比去年多了两成。这个速度，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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