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写的太玄了，不够甜所以狗作者就直接跳了写日常了）
春日的阳光透过大幅落地窗，洒满整个客厅。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的香气，还有烤箱里正在膨胀的蔓越莓司康的甜香。
这是他们搬进新公寓的第三个月。一室一厅，面积不大，但布局合理，朝南，带一个小阳台。最重要的是，厨房宽敞明亮，装着一个让伊莎贝尔爱不释手的嵌入式烤箱——两年前他们在超市采购时憧憬的那个“带烤箱的厨房”，终于成了现实。
钥匙在锁孔转动的声音传来，接着是门被推开。
“我回来了。”杨清的声音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归家的松弛。
他手里提着电脑包，另一只手拎着个印着附近生鲜超市logo的袋子。玄关处，一双米色的女式软底拖鞋整齐地摆放在鞋柜旁，旁边是深蓝色的男款。墙上挂着他们在宜家买的简约挂钩，上面搭着伊莎贝尔出门常戴的亚麻围巾和杨清的棒球帽。
“回来啦？”伊莎贝尔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伴随着烤箱定时器“叮”的一声脆响，“正好，司康刚出炉。洗手，准备开饭。”
她系着那条小熊围裙——已经从夜市廉价货升级成了质地更好的棉布款，但图案没变。长发松松地编成辫子垂在一侧，脸颊因为厨房的热气透着健康的红晕。
杨清放下东西，走到厨房门口，倚着门框看她。伊莎贝尔正小心翼翼地将金黄色的司康从烤盘转移到晾架上，动作熟练。灶台上的小锅里，番茄浓汤正咕嘟冒泡。料理台上，沙拉碗里的蔬菜水灵灵的。
一切平凡得不可思议，又美好得让他心头柔软。
两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
最大的改变，是伊莎贝尔拥有了合法身份。过程并不像冒险小说那样惊心动魄，反而充满了现实的琐碎、等待和一点点的运气。杨清的书《风起地中海》系列出版后反响不错，积累了一定的版税和知名度。通过林编辑介绍的一位靠谱的移民法律顾问，他们谨慎地选择了一条漫长但相对稳妥的路：以“特殊人才（文学翻译）”的名义，为伊莎贝尔申请了工作居留许可。材料准备异常繁琐——伪造了她在海外“接受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完整链条，这得益于伊莎贝尔本身过硬的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加上杨清那位极客朋友在数据层面的“技术支持”（仅限一些无关痛痒的背景填充），以及顾问律师专业的材料包装。
经过一年多的审核、补充材料、面谈，最终，一张印着伊莎贝尔照片、写着中文名“林莎”（保留了“莎”字，姓氏随了杨清母亲的姓，一个常见的中国姓氏）的居留卡，终于送到了他们手中。没有盛大的庆祝，两人只是紧紧拥抱了许久，然后去吃了顿火锅，伊莎贝尔被辣得眼泪汪汪却笑得格外开心。
身份的解决，像是卸下了背负多年的巨石。伊莎贝尔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阳光下，用银行账户，签正式的翻译合同，甚至计划考驾照。她不再只是“杨清的那个神秘室友”，而是有独立社会身份的“译者林莎”。
她的翻译事业也走上了正轨。那本《小王子》译本，最终以笔名“伊莎”出版，虽然销量不算爆款，但在童书圈获得了好评，被誉为“最具诗意的版本之一”。随后，她又陆续接了几本西班牙和拉美文学的翻译工作，在圈内渐渐有了口碑。收入虽然无法和杨清的版税相比，但足以让她感到骄傲和独立。
杨清的写作事业稳步发展。《风起地中海》三卷本已经完结，出版社正在和他洽谈新的历史小说系列。他偶尔也会接一些游戏公司的世界观设定顾问工作，收入颇丰。两人经济上完全宽裕了，才有了搬出那个蜗居、租下这套更舒适公寓的能力。
那个曾经带来无数困扰和谜团的银片，被伊莎贝尔仔细地收在了一个绒布小盒里，放在床头柜深处。它再也没有发过热，没有引发过异象，仿佛随着伊莎贝尔身份的“落地”，它也耗尽了能量，变成了一件真正的、安静的纪念品。关于它和那些离奇梦境的记忆，逐渐被封存，成了偶尔提及也会相视一笑的、“中二病时期”的趣谈。
至于陈怀安？这个名字早已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两年前，当他们开始忙于身份申请和各自的事业冲刺时，陈怀安那边的联系不知为何就慢慢淡了。也许是他觉得“星图研究”进展缓慢兴趣缺缺，也许是察觉到了什么，也许只是找到了新的目标。总之，那些试探、邀请和神秘的邮件，在某次简短的、以“近期事务繁忙”为由婉拒进一步合作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危机如同退潮般悄无声息地消失，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已被阳光晒干的痕迹。
“发什么呆？”伊莎贝尔端着一盘司康走过来，在他眼前晃了晃，“饿傻了？”
杨清回过神，接过盘子，顺手将她颊边一缕不听话的发丝别到耳后。“在看我家的大翻译家，兼首席烘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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