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老槐，又蜕了层皮，青灰的筋肉暴露于天光之下，恍若剥尽了体面的活物。风，钻进那树腹的空洞，呜呜咽咽，竟比街市上那些嘶喊“正义”的喉舌，更近于人声。
学堂里一位教蒙童的先生，眼镜腿断了，以线缚着，走路总挨着墙根，仿佛影子也羞于见人。一日，他在墨板上写“人之初”，腕间疥癣作痒，忍不住在袖口蹭了蹭。后排穿洋布裙的女学生瞧见了，忽地从匣中取出一物，黑洞洞的镜头对准他，寒光凛冽，胜过先生案头的戒尺。翌日，学堂影壁便贴了告示，墨字淋漓，道他“行止不端”，那墨迹洇开，竟如墙皮底下渗出的血痕。
先生寻校长。校长正用洋胰子洗手，白沫堆得小山也似，道：“认个错罢，学生闹得凶，不好收场。”先生的眼镜滑至鼻尖，瞥见校长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忽地想起前清砍头，刽子手总要往刀口喷一口酒，谓之“净刃”。眼前这“认错”，大约也是为那柄看不见的刀，行净刃之礼。
认错书张贴那夜，巷尾的野犬吠至天明。有人掘出先生祖坟所在，指说其祖上曾操贱业，骨子里便带着“淫邪”；有人翻出他幼时的开蒙字帖，指那歪斜的笔迹为“心术不正”。最妙的是一群长衫客，聚在茶馆里，摇头晃脑，品着碧螺春，唾沫星子溅入茶碗，叹道“礼崩乐坏，皆因此辈坏了规矩”。那茶水混了唾沫，浮着茶沫，倒像是啜饮人血。
那女学生，转眼成了“女界楷模”。被请去演讲，辫子梳得油光水滑，立于台上，高呼“撕碎伪善者的面具”，台下掌声雷动，压过了戏园里的满堂彩。无人问：那匣中定格的，究竟是先生蹭痒，还是她眼中生出的幻影？更无人问：先生腕上的疥癣，是胎里带来，还是被这世道的穷酸，生生熬出来的脓疮？
看客们的脸，变得更快。前日还唾骂先生“禽兽不如”，转眼见那女学生得了彩头，便堆上笑去恭维“女中豪杰”。那舌头油滑翻转，天桥底下变戏法的，怕也自叹弗如。卖糖葫芦的老汉看得咂嘴：“嘿，这世道，人血竟比糖稀还甜！”
未几，码头上扛活的老张，被指认偷了洋行的棉纱。实情是他那儿子发了急症，他在洋行门口多站了片刻，想求管事的预支几日工钱。指认者，乃洋行买办的小姨子，一句“鬼鬼祟祟”，便成了铁打的圣旨。巡捕来时，老张正给病儿喂米汤，粗瓷碗摔在地上，碎成八瓣，恰似他那无处安放、更无处诉说的命数。
街坊们围在巷口，有人断言“老张本非善类”，有人高论“穷骨头合该认命”。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举着匣子拍照，称要“记录社会之暗影”，那闪光灯刺得人眼生疼，将老张的影子死死钉在墙上，活脱脱一幅待价而沽的“罪与罚”。后来，老张病毙牢中，儿子进了孤儿院。那青年的照片得了奖，悬在洋行亮堂的橱窗里，标题赫赫：“罪与罚”。
此类事，何曾新鲜？前清有“清风不识字”的刀笔，一句诗便索人性命；民国初有“莫须有”的绳索，指你通敌，你便通敌。如今换了名目，唤作“舆论监督”，听来冠冕堂皇，远胜“株连九族”。然那刀锋，却愈发阴毒——旧时的刀砍在颈上，痛快；如今的刀剜在心上，血慢慢流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死，连呼痛的力气，也早被抽干。
有帮留洋归来的先生，洋装笔挺，洋话流利，终日高谈“人权”“自由”。租界的咖啡馆里，他们阔论“启民智”，然目睹巷中老张被殴，却扭过脸去啜饮咖啡，叹曰：“国民性如此，急不得。”他们挥毫痛斥旧礼教吃人，却对那新的吃人法门拍掌称快，誉之为“进步之代价”。活脱脱是厨子嫌红烧人肉腻口，换了清蒸，便自诩“膳食改良”。
女人们也奇。裹着小脚的，痛骂别个“不守妇道”；剪了短发的，却擎着剪刀，专剪旁人的辫子。前日纱厂一女工，为争八小时工制被逐，同厂姐妹非但不援手，反斥其“不安分”。后来女工投了黄浦江，报上登了小小一角，说她“精神失常”，旁边却配着那女学生演讲的大幅照片，标题煌煌：“新女性之崛起”。
孩子们的眼睛，最是澄澈，也最易被揉碎。学堂里学“诚实守信”，转头便见先生因“莫须有”被逐；家中教“与人为善”，出门便见老张因“好像是”被抓。那童稚的眸子如镜，将这世道的荒唐照得分明，大人们却斥其“不懂事”，强令他们砸碎这镜子，说“如此方看得真切”。
最狠的，莫过那些“理中客”。圆眼镜，怀表链，说话慢条斯理，如古庙里的泥胎。你说先生冤，他道“苍蝇不叮无缝蛋”；你说老张惨，他言“凡事皆有因果”。他们最擅长的，是将血污说成红墨水，将号哭说成打哈欠，将杀人说成“必要之手术”。曾闻一“理中客”训导学生：“要看本质，勿囿于现象。”而他所谓的“本质”，不过是他腹中那点早已盘算停当的私货，如同算命先生袖筒里那几枚做过手脚的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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