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至深，忽闻窗外风过，竟想起东湖边那座园子来。人都道珞珈山好，春有樱花堆雪，秋有枫叶燃霞，老斋舍的砖缝里都渗着文气——可我总疑心，那文气早被什么东西啃噬得差不多了，剩的不过是层粉饰的壳，像冬至前挂在枝头的空蝉蜕，看着完整，一捏就碎。
前岁暮春，曾路过那园子。见着些穿长衫的人在樱花树下踱步，谈的却不是经史，是“引座的法子”。后来才知，是研究生开学，座椅上贴了些圆白之物。初听只当是寻常标识，直到有人指给我看——那圆，那白，像极了当年寇船上飘的徽记，像极了埋在武汉旧城墙下的弹壳上的锈斑。我心下咯噔一下，问旁人道：“这般东西，怎好贴在学堂里？”旁人苦笑：“校方说为引座，怕学子找不着位置。”
引座？我倒想起幼时在乡塾，先生怕我们坐错，只在桌角用墨画个“甲乙丙丁”，简单得很。若真怕找不着，写“东三”“西五”不行？剪张红纸贴上去不行？偏要选这模样——是真忘了民国二十七年，那园子曾住过抗敌的学子？忘了东湖里沉过的兵舰？还是觉得那些血与火的事，早该埋进樱花树下的泥里，不碍着如今赏春？我见过市侩的掌柜卖劣酒，会用花纸包着；见过油滑的讼师写假状，会用漂亮的楷体。可没见过教书育人的地方，用这般心思，把戳人的东西裹在“引座”的名头里，仿佛撒把米引鸡，倒说鸡不懂感恩。
后来又闻图书馆的事。有个学子，据说在馆里见了些不自在的事，便写了几行字递上去，盼着有个说法。没承想，说法没等来，倒等来张处分通知。那学子我没见过，只听人说，他捏着通知的手颤得像秋风里的芦杆，灯油熬干的夜里写的论文，堆在桌上像座小坟。再后来，法院说校方错了，该撤处分。可那园子的人，像没听见似的，把评论的门堵了，把申诉的路断了。有人问起，便说“没见人说啥”——这倒像旧时的城隍庙，判官判了错案，老百姓在门口喊冤，里头偏说“没听见”，只当门外是野狗吠。
我总想起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学生敢跟先生辩，先生敢听学生说。如今这珞珈山的园子，倒容不下个说真话的学子。是学子的嘴太尖，还是园子的耳朵太聋？是真话太刺，还是有些人的骨头太软，受不住一点硌？
再后来，听得些零碎话。说园子里有人捧着西洋的碎纸片当圣旨，把《楚辞》压在箱底，倒把洋文册子翻得起毛。说有教授在讲堂上讲，咱们的老学问是“朽木”，得用西洋的斧头劈了才好。我便想起乡里的戏班子，学唱京剧，偏要捏着嗓子学昆曲，学不像，倒把京剧的调也忘了，成了四不像。这般学洋，像教蛐蛐学夜莺叫，蛐蛐累得慌，夜莺听了也笑。
还有人说，园子里办事难。要盖个章，得跑三趟五趟，办事的人坐在窗后，像隔着层毛玻璃，说话慢得像熬粥，盖章倒快，“啪”一声，便把你的事搁在一边。有个青年教师，想研究东湖的鱼，跑了半年，经费没着落，倒盖了一叠章，像集邮似的。我便想，这园子的行政房，怕不是比旧时的县衙门还忙，只是忙的不是正事，是盖印。
最让人心里发闷的，是说有些教授，把论文当裁缝活，把别人的文章拆了重缝，倒算自己的功劳；把数据像面团似的揉来揉去，要圆要方全看需要。评职称时，凭着这些“活计”，倒能占着好位置，拿着多俸禄。而那些真正埋首读书的，倒像角落里的青苔，没人看得见。这倒像市集上的假货，包装得漂亮，里头全是糟糠，偏有人当宝贝买。
我常想，这珞珈山的魂，是跟着樱花谢了，还是被虫豸叼走了？当年住在这里的学子，扛着枪去打仗，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能安心读书，能有真学问，能有硬骨头。可如今的园子，读书的人少了，谋利的人多了；硬骨头少了，软耳朵多了；真学问少了，假文章多了。
夜又深了，风里带着点东湖的水汽，凉得很。我想起那园子的樱花，明年该还会开，只是不知，开在这般园子里的花，会不会也带着点霉味？那老斋舍的砖，会不会也记着，当年的读书声，是如何清亮，如今的声音，又如何浑浊？
我不敢再多想，只把笔搁下。窗外的月光，白得像那园子里贴的圆片，冷得像那些人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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