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春意正浓。
长安街两旁的国槐泼泼洒洒地绿着，叶片被暖阳浸得发亮，风一吹，就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
中南海的红墙隐在浓荫里，琉璃瓦的檐角偶尔探出一角，被日光镀上金边，庄重得像一阕沉默的旧词。
街上行人早换了春装，的确良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袖口裤脚都熨得平平整整，带着一股子干净利落的精气神。
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槐花香，混着街角小卖部飘来的水果糖甜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
沈清第二次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心境却和三年前大不相同。
上次来，她是县里推选的参会者，攥着皱巴巴的介绍信，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连进招待所的门都要先掸掸鞋上的土，满心都是忐忑。
这次，她是带着清水镇的成绩单来的发言代表，帆布包里装着整整齐齐的台账和发言稿，步子迈得稳，眼底藏着光。
会议地点设在中央某部委的大礼堂。
赭红色的木门厚重沉实，门楣上挂着烫金的会标，风一吹，垂下来的红绸带轻轻晃荡。
礼堂里早已坐满了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济济一堂。
有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的基层干部，手里攥着钢笔，本子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戴着黑框眼镜的专家学者，夹着厚厚的资料册，低声讨论着什么；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卫生工作者，袖口挽着，眉宇间带着一股子干练的劲儿。
大家仨一群俩一伙地凑着，交流着各自县里、乡里的做法和经验，嘈嘈切切的说话声混着茶杯碰撞的轻响，气氛热烈又务实。
沈清的发言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前一天晚上，她住在部委安排的招待所里。
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桌上摆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
窗外的槐树枝桠伸进来，影子落在摊开的发言稿上，忽明忽暗。
沈清把发言稿又看了一遍，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看完了，她又轻声默诵了一遍，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窗外的蝉鸣一声高过一声，搅得人心头发痒。
她抬手揉了揉眉心，指尖触到微微发烫的脸颊，还是有些紧张。
手心沁出了薄汗，攥着的钢笔杆都滑溜溜的。
但这紧张里，更多的是期待。
期待把清水镇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期待那些浸着汗水的探索，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借鉴。
期待着，山里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泥泞的山路，那些乡亲们的笑脸，都能被这礼堂里的人听见、看见。
第二天上午，阳光格外好。
礼堂的玻璃窗擦得透亮，日光像淌金似的泼进来，落在前排的长条桌上，映得桌上的搪瓷缸子闪闪发亮。
轮到沈清发言了。
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时，她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随即又稳稳地落了回去。
她站起身，理了理衣角，一步步走上讲台。
木质的台阶被踩得咯吱响，这声音在安静的礼堂里格外清晰。
她站定，抬眼望去，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无数道目光落在她身上，有审视，有关切，有好奇。
沈清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灌满了带着槐花香的空气。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去，清晰而平稳，像山涧里淌过的清泉，不疾不徐。
“我是来自某省清水镇的沈清。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们镇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实践。”
她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开始讲述清水镇的故事。
她讲了清水镇最初的困境。
讲大山深处的村落，十里八乡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医生，乡亲们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去县城，常常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
讲她刚到镇上的时候，卫生院里只有一间漏雨的土坯房，一张摇摇晃晃的诊疗床，药柜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板阿司匹林和一瓶红药水。
她讲自己怎么从一个人、一根针开始，撑起了清水镇的医疗摊子。
讲她背着药箱，踩着泥泞的山路挨家挨户地走访，哪家有老人卧病在床，哪家有孩子容易闹积食，她都记在心里的小本子上。
讲她怎么顶着压力，在镇上办起了乡村医生培训班，把那些识些字、肯吃苦的年轻人召集起来，教他们认药、扎针、量血压，手把手地教，一遍遍地示范。
讲她怎么带着学员们，在各个村子建起了医疗服务点，一个铁皮柜，一张桌子，两条长凳，就成了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
她讲了遇到的困难。
讲培训班刚办起来的时候，有人说她“瞎折腾”，说一个女同志逞什么能；讲服务点缺医少药的时候，她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拉药，回来的路上摔进沟里，药箱滚出去老远，她爬起来顾不上疼，先去捡那些药瓶；讲冬天大雪封山，她踩着没膝的积雪去给独居老人看病，回来的时候棉裤都冻成了冰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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