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沈清开始了书稿写作的日子。
白天，她照常工作——看病、带教、管理。
听诊器挂在脖子上，白大褂的口袋里塞满了病历单和处方签，诊室里永远挤满了人。
张家阿婆的老慢支又犯了，李家小子打球摔破了膝盖，还有邻村赶来的产妇，攥着她的手问预产期的注意事项。
她语速快，动作麻利，问诊时眼睛弯着，总能精准抓住病人的痛点，几句话就让焦灼的情绪安定下来。
带教新来的年轻医生时，她从不藏私，手把手教他们认药材、扎针灸，叮嘱他们“基层医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病人的话里藏着病因”。
管理卫生院的琐事更是繁杂，药品盘点、器械维护、防疫宣传，哪一样都得她盯着，一天下来，嗓子哑了，腰也直不起来。
晚上，她伏案写作——整理案例，提炼经验，撰写文字。
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最晚。窗外是清水镇沉沉的夜色，蛙鸣虫叫此起彼伏，偶尔有晚归的村民哼着山歌路过。
窗内，沈清握着钢笔，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
桌上摊着厚厚的病历本、工作笔记，还有画得密密麻麻的草稿纸。
她把白天和病人的对话、治疗时的细节、带教中的感悟，一字一句地敲进稿子里，仿佛在重新走过这几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写作比想象中更难。
不是没东西写，而是东西太多，怎么取舍，怎么组织，怎么表达，都需要反复斟酌。
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案例，像满地的珍珠，她要做的，是找到一根线，把它们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
可这根线，却迟迟找不到。
有时候，为了一个案例的表述，她要修改好几遍。
写王大爷的高血压管理时，她先是平铺直叙地记录了用药方案，写完又觉得太干巴，像一本冷冰冰的教科书。
她想起王大爷第一次来就诊时，梗着脖子说“我不吃药，吃了就断不了根”，想起她如何拉着老人的手，讲血压控制不好的危害，讲偏方的误区，想起老人后来每天早上准时来卫生院量血压，笑着说“沈医生，我现在血压稳得很”。
她把这些细节加进去，又觉得太啰嗦，删了又改，改了又删，直到窗外泛起鱼肚白，才终于满意地放下笔。
有时候，为了一个观点的提炼，她要思考好几天。
她想写基层医疗的“人情味”，可翻遍了手头的资料，都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来概括。
她坐在桌前，盯着稿纸上的“人情味”三个字发呆，脑子里闪过的是病人送来的一把青菜、几个鸡蛋，是年轻医生犯错时她的一句安慰，是卫生院里那些家长里短的唠叨。
直到傅言辞来看她，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这里的医生和病人，不像医患，倒像一家人”，她才豁然开朗——原来她要写的，是“医患共同体”。
但她乐在其中。
因为写作的过程，也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
她对自己这几年的工作，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
原来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藏着基层医疗最核心的逻辑；原来那些不起眼的坚持，都是在为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铺路。
她不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看病的医生，更像是一个探索者，在基层医疗的土壤里，摸索着一条适合乡土的路。
傅言辞很支持她。
每次来，都给她带参考资料，帮她审阅稿子，提修改意见。
他来的时候，总是赶在傍晚。
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从省城图书馆借来的书，还有他亲手整理的笔记。
他不打扰她写作，只是坐在一旁，安静地翻看稿子，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时不时在纸上圈点勾画。
等她写完一个段落，他才把稿子推到她面前，语气温和却字字珠玑。
“这里可以再加个案例，更生动。”
他指着“在地化培养”那一节，“比如你带的那个实习生，从一开始不敢扎针，到后来能独立接诊，这个过程写进去，读者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效果。”
“这个观点可以更突出，更有启发性。”
他又翻到“整合式服务”的部分，“你可以对比一下以前卫生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这样新旧对比，观点就立起来了。”
“语言可以再通俗一点，让基层的同志都能看懂。”
他放下红笔，看着她的眼睛，“这本书不是写给专家看的，是写给那些和你一样，扎根在农村的基层医生看的。他们需要的是能照着做的经验，不是晦涩的理论。”
他的意见很中肯，沈清都虚心接受。
她把他的建议一条条记在本子上，修改的时候，仿佛有一盏灯在前方照亮，原本模糊的思路，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小梅也很支持。
她包揽了所有家务，让沈清专心写作。
每天早上，小梅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早饭做好，温在锅里，才轻轻叫醒沈清。
她把沈清的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桌上的笔墨纸砚摆得整整齐齐，连草稿纸都按顺序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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