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给了你们内部文件吧？”
“我们看到的都是公开文件，或者政策解读材料。”肖向东小心措辞，“作为研究团队，我们有权了解试点的政策背景。”
郑卫国突然换了个话题：“你在深圳还有业务吗？”
来了。真正的问题。
“北斗科技深圳办事处于1982年关闭。”肖向东如实回答，“之后我们在深圳没有常设机构，但保持与当地科研单位的协作关系。”
“与港商陈先生呢？”
“1980年后再无联系。”这是实话。陈先生案发后，所有关联人员都切断了联系。
“但你在1981年通过他引进过计算机设备。”
“那是为科研项目服务，有完整审批手续。”肖向东从公文包取出另一份文件，“这是当年国家科委的批文复印件、海关免税证明、接收单位证明。所有环节合法合规。”
郑卫国接过文件，但只是扫了一眼就放下。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肖向东以为谈话结束了。
“肖向东，”郑卫国终于开口，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疲惫，“我们认识快十年了吧？”
肖向东一愣：“九年。1976年在北大荒，虽然不在一个连队。”
“是啊，九年。”郑卫国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九年，中国变化很大。我从一个兵团知青，变成了国家部委干部；你从一个……不安分的知青，变成了青年学者、改革先锋。”
他重新戴上眼镜：“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你要的是国家的富强，我要的是国家的纯洁。我们目标一致，但路径完全不同。”
肖向东没有接话。这种私人化的对话出现在正式调查中，很不寻常。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郑卫国继续说，“你在试图建立一套新体系——技术的、经济的、思想的。你认为旧体系僵化了，需要注入新元素。但你想过没有，旧体系再不好，它维持了这个国家的稳定，让十亿人有饭吃、有衣穿。打破它，万一新体系建不起来呢？万一失控了呢？”
这是郑卫国第一次袒露真实想法。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深层的忧虑。
“任何改革都有风险。”肖向东诚恳地说，“但如果不改革，风险更大。你看看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在崛起。我们再封闭下去，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要全盘接受西方那套？”郑卫国激动起来，“股份制、股票、资本市场——这些名字本身就带着资本主义的烙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非要学别人？”
“我们是在走自己的路。”肖向东说，“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坚持党的领导。股份制只是工具，就像拖拉机，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关键是谁在用、怎么用。”
辩论又绕回来了。两人都陷入沉默。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位置，光斑从桌上移到墙上。远处长安街传来隐隐的车流声，那是1985年北京日常的喧嚣，与这间会议室里的激烈交锋形成诡异的反差。
“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郑卫国合上笔记本，“你的解释我们会核实。有几个具体要求：第一，你们研究会的股票账户暂时冻结，在调查结束前不得交易；第二，你们要提交完整的调研报告，包括所有原始数据；第三，你本人近期不要离开北京，随时配合调查。”
“冻结多久？”
“看调查进度。”郑卫国站起身，“另外，我个人建议——你们那个研究会，最近低调一点。现在风向……很微妙。”
最后这句话让肖向东心头一沉。郑卫国在暗示什么。
离开体改委大楼时，已经是下午四点。肖向东在长安街边站了一会儿，春寒料峭的风吹在脸上，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没有回清华，而是去了附近的邮局。
拨通上海长途需要转接三次。等待的十分钟里，肖向东看着邮局墙上的中国地图——上海那一点，北京这一点，中间隔着千里山河，却因为一张纸片，把两个城市、一群人、一个时代的矛盾都牵扯进来。
电话终于通了。
“王主任，我是肖向东。”
“小肖啊。”王主任的声音透过杂音传来，“听说北京在查你们？”
“刚谈完话。”
“郑卫国找的你？”王主任直呼其名，“这个人我听说过，原则性很强，也……很固执。”
“王主任，我想问个问题。飞乐音响的股份制试点，上面到底是什么态度？”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复杂啊。”王主任叹气，“支持的人说这是改革突破口，反对的人说是复辟苗头。现在两派都在找证据——支持派要证明试点成功，反对派要证明试点有问题。你们的股票，成了双方较量的筹码。”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两条路。”王主任说得直接，“一是退，把股票原价退回给企业，退出试点，承认‘考虑不周’；二是进，拿出扎实的研究成果，证明股份制的优越性，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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