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早晨，是从走廊里不锈钢推车轮子碾压过地胶的闷响中开始的。
沈听澜拔掉了手背上的留置针。针眼处按压着一块无菌棉签，因为昨天一整夜的高强度扩血管输液，她的左手手背有些浮肿，泛着青紫。
病房的门被推开，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拿着一沓厚厚的检查报告走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眼眶熬得通红、神情紧绷的沈父和沈母。
在这个没有任何背景杂音的单人病房里，沈听澜的大脑不需要再去对抗那种足以让人发疯的“重振现象”。她安静地靠在病床床头，看着医生拉开椅子坐下，将那张带着网格线的听力图平铺在移动餐板上。
“核磁共振排除了听神经瘤，最终的诊断结果和昨天初步判断的一样。”医生指着听力图上那两条呈现断崖式下坠的曲线，刻意放慢了语速，口型夸张，“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伴随严重的听觉过敏和重振现象。”
沈父的双手死死地绞在一起，指关节泛白：“大夫，输了这一天一夜的液，一点都没好转吗？”
医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毛细胞的坏死是不可逆的。目前的用药只能尽量维持现状，防止进一步恶化。她不能再受到任何高分贝噪音的刺激了，否则重振现象引发的眩晕和恶心，会直接摧毁她的前庭神经系统。”
病房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沈母捂住嘴，转过身去，压抑的呜咽声在肩膀的剧烈抽动中漏了出来。
沈听澜没有哭。
她的目光越过医生有些花白的头顶，直直地落在那张听力图的右下角。那里有一排极其冰冷的数据。
她伸出右手，指着那个数据，声音因为声带长时间的干涩而显得像砂纸在摩擦：“大夫，我的双耳纯音听阈平均值，现在是多少？”
医生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一个刚刚被宣判了“重度耳聋”的高三女孩，关注点竟然在一组专业数据上。他看了一眼报告，沉重地回答：“右耳85分贝，左耳83分贝。”
85和83。
沈听澜在心里极其快速地咀嚼着这两个数字。
曾经，在县医院的测试中，她的平均值是76分贝。那个时候，她像一个被吊在悬崖半空中的囚徒，既不够资格进入正常人的平地，又没有资格享受残疾人的谷底。她被那该死的“差6分贝”，死死地卡在必须参加英语听力考试的“悬水区”里，被迫用荒谬的概率学去盲猜那三十分的刮刮乐。
而现在，经过了昨天早读课那场噪音凌迟，她的听觉防线彻底崩盘。
她终于跨过了那道名为“82分贝”的残疾鉴定门槛。
“大夫。”沈听澜抬起头，那双清冷的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反而透出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既然大于82分贝了，省里教育考试院规定的那个听力残疾免考英语听力的医学证明，现在可以给我开了吗？”
这句话一出，病房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沈父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他以为女儿在强装镇定，以为她在说胡话。沈母更是停止了呜咽，呆呆地望着病床上那个脸色苍白、却在冷静讨要“残疾证明”的女孩。
连见惯了生死和悲欢的主治医生，都忍不住微微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着沈听澜，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复杂的情绪，有震撼，也有深深的悲悯。
“可以。”医生沉默了良久，郑重地点了点头，“你的各项指标都已经符合省级鉴定标准。我会立刻让科室给你出具带有省级三甲医院公章的听力残疾证明和免考申请表。”
“谢谢。”沈听澜极其平静地点了一下头。
这就够了。
她失去了一个可以聆听春天雨声的器官，但她换来了一张可以不用再在英语听力考场上任人宰割的通行证。
从这一刻起，她的英语总分将不再受制于那虚无缥缈的三十个盲盒选项，而是直接按照笔试成绩（120分满分）乘以1.25的系数来折算。只要她在阅读和完形填空上做到极致，她就能把英语拉回135分以上的绝对安全线。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甚至有些血肉模糊的等价交换。
但对于此刻的沈听澜来说，这是她在绝境中，唯一能紧紧握住的利刃。
同一时间，两百公里外的南临一中。
七班的早读课刚刚结束，第一节是理综模拟测验。
教室里依然是那种让人窒息的闷热和紧张感。但隔壁组的林枝，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她看着沈听澜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桌面上那些没做完的试卷还在，甚至抽屉里那包黄瓜味的薯片都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但那个总是戴着橙色耳塞、挺直背脊刷题的转校生，却像是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里，从昨天冲出教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林枝有些烦躁地转着手里的自动铅笔，目光忍不住往斜前方的周予安那边飘。
周予安今天极其反常。
平时这种理综模拟测验，他通常是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做完，然后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看超纲的竞赛书。但今天，他做题的速度虽然依然很快，但在做完每一面卷子后，他都会做一个个极其隐蔽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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