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朝开国之初就出现了两个阶层，即世袭功勋贵族和科举出身的清流。
自此，但凡清流出身的官员多是主战派，但凡贵族出身的官员多是主和派！清流出身的官员主张改革，如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章惇；贵族出身的大多反对改革，例如王若钦、吕夷简、司马光。当然清流们一旦成为新贵族就马上变成主和派和保守派了；例如富弼、韩琦。
所以改革、保守；主战、主和同忠君爱国，同思想进步毫无瓜葛，纯属世袭贵族和寒门官员之间的博弈而已。
有趣的是，都说文官死谏武将死战，此时却变成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而且往往在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的时候，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在大定以前，王朝的军队都是由专业军人，也就是武将们统率的。在那个时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军事，只有披上铠甲，亲自参军。
到了大定，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朝廷里的文官。
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是名节，因此，试图在政策和军事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考虑，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结果，本来应该由武将拿主意的战略战术，被外行文人一搅合，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大定百五十年，在军事上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而发展至今，所谓“战、和之争”其实可视为新旧党争的延续和变化，一脉相承，让这貌似繁荣昌盛实则风雨飘摇的国度愈发的摇摇欲坠。只不过，能看到此节之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一旦公然发声定被视为危言耸听妖言惑众的异类。
朝堂上的明争暗斗，五路伐宁后埋下的深度隐患，冯过这个“异类”不甚明了，于他而言，当务之急是乡试。
首场考罢，他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与徐元杰刘几有过多交流，只简单的聊了聊便各自休息。乡试可是门体力活，九天六夜且有得熬呢，赶紧休息。
是夜，他美美的睡了一觉。
十一日考二场，有了首场的经验，哥仨并没有早早的到贡院候场，临近午时方用罢膳食斯斯然步行过去，近两个时辰检录入场后，又重复了初八日的操作。
其实，首场后便有三十余考生失去了本次乡试再考资格，除了作弊被查，更多的是答卷出错犯忌——
“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
考生试卷首页书写姓名、籍贯、所习哪一经等详细信息，这部分在阅卷过程中是要被弥封的，其中对于考生试卷和字迹及行文规范也做了具体的要求。试卷书写潦草，楷书、草书夹杂，交白卷，涂抹太过有污迹，在试卷文字上留下特殊标记，行文中不避讳皇帝父、祖的名讳，皇帝以及圣人的名字都属于违规行为，收卷和阅卷的官员在评阅试卷的过程中，会把考生试卷中的讹错、违式处用贴标签的形式明确指出，而被贴出的考生名单一般用蓝榜张贴于贡院外，这些考生即被取消考试资格。
冯过自是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蓝榜是万万上不得的。
次日，二场考题牌竖出，考生们赶紧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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