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日子过的飞快，崇宁四年又到了尾声。
这一年于大定可谓是事情多多，喜忧参半。
好事是平定了浙、湘民乱，贼首方腊、杨幺伏法。虽然其中有波折，但总体而言在可控范围之内。
年终论功行赏，李纲迁尚书左丞，其麾下将士或升或赏，所谓升官发财是也。
至于童贯，虽平定方腊有功，但却走了贼首，且监军“五路伐宁”大败而回，实足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细数下来无疑是过大于功，可崇宁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童贯因功迁为太师，改封为楚国公。就问你们服不服？皇帝陛下如此不循规蹈矩，内阁自是不应，但常佶绕过内阁直接发了中旨。嗯，童贯是朕的家人，阁老们别做的太过分。
大定朝，内阁最初作为皇帝的顾问出现。这些内阁大学士很少有参与政事决议的权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内阁权力也在与日俱增。至于改变皇帝的中旨，需要看人说话了。
内阁大学士处理政务奏折的方式主要是“票拟”。意思是内阁大学士收到各处官员的奏章之后，先用一张纸签写好批阅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把奏章和纸签送呈给皇帝。皇帝认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处理，便会在“票拟”上批红，这种旨意称之为圣旨。天长日久，人们习惯了圣旨上有“票拟”的存在，所以如果哪一天发现，皇帝没有经过内阁的“票拟”，自己给大臣下了一道旨意，这一份没有“票拟”圣旨便称之为“中旨”。
其实，内阁拥有封驳权，可以改变皇帝的中旨，但实际上，皇帝一般不会发中旨。即便偶尔发中旨，一般情况下，内阁也不会公然和皇帝对抗，而是选择默不作声。只有相当少的情况会改变中旨。
常佶不是位合格的皇帝，甚至他这皇位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政和七年，年仅二十五岁的英宗皇帝常佣病逝，且膝下无子，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英宗同母弟简王常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常佖。但向太后（明宗皇后）以自己无子，明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常佖后，主张立英宗次弟端王常佶，最终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常佶为帝。
可他真不是块当皇帝的料，更多的时候像是坐在龙椅上的摆设，朝中政事撒手让内阁辅臣们去定夺处置。唯二的是，别阻止他享乐及任用家臣（太监）。如，十月，方腊一事罢，他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又如，他提拔忠心耿耿的童贯，你们不能反对。
这，也算得上是政治智慧。皇帝明白自己的斤两，放权予大臣处理朝政；阁臣们大权在握，对皇帝的某些顽童似的傲娇任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很是默契的不踩过线，你好我好大家好。
闹心事自然是“五路伐宁”。
由于主帅高遵裕不能很好的协调五路兵马，处理将帅之间的关系；而各路兵马又互相猜忌，贪功争赏；王中正失期，粮道不继，士卒多死。刘昌祚先至灵州，几得破城，高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计，错失战机。因缺乏攻城器械，对灵州久攻不下，时逢严冬，大风夜寒，士兵缺乏御寒衣物，粮草溃乏。西宁决堤放水，在黄河水泛滥的情况之下，定军将士被淹，水浸寒冻，遂以溃归，仓促撤退，导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在撤退过程中，又不能做到有序行进，遭遇西宁兵偷袭，士兵逃散，民夫溃逃，伤亡惨重。
这次行动，大定出动约三十万军队，以及超过二十万民夫。由于高遵裕无能傲慢嫉妒，致使战役失败。定军死伤共计二十多万，此说法比较可信。五路伐宁，定军将士表现非常英勇，深入沙漠作战，斩将夺关，击溃宁军精锐，攻占了兰州、银州、夏州、宥州等西宁重镇，占领西宁的横山米脂地区，夺取西宁数处窖藏物资，直至兵临城下，最后因指挥不当，后勤保障不力，不败而退，令人扼腕。
张舜民当时为环庆路帅高遵裕辟掌机宜文字，随军出征，王师无功，张舜民在灵武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之诗句，转运判官李察闻奏，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后改监郴州酒税。
李复为河东转运使属吏。在五路伐宁战役中，组织民夫，移金转饷，饮冰卧雪，“惮六州之寡，漫历半岁，徒惮百为，事切应期”得到朝廷奖励。
沈括为鄜延路安抚使，统筹鄜延路的防御工作，妥善协调友军及将帅关系，处理逃兵溃卒，支援前线，五路伐宁战役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
而高遵裕、刘昌祚、王中正被贬官处理，李宪则因战功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配给卫士三百人，加封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降将董毡也进封为武威郡王，只有刘昌祚有点冤，一代猛将从此沉沦，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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