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大，居不易。
大定建国至今，全国房价平均上涨约三十倍，汴京城尤甚。
现任官员除了一套自住外，禁止在京城购买第二套住房。
公务员只准有一套自住房，想多买几套？那就别当官了。
汴京城内的土地买卖，不得私人交易，必须由开封府派出专人，先公示再拍卖，价高者得。
每一次“土拍”都是万人空巷，场面极其火爆，喊价者此起彼伏，以致汴京城内，地王频出。而购得土地者，媒婆立刻蜂拥而至，几能踏破门槛。
由于房价上涨过快，以至在京官员大多数都买不起房，很多官员一大家子只能在汴京城里租房住。
这哪能行呢，大定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国家精英们却只能蜗居在汴京城的穷巷陋室里，实是有损朝廷颜面。于是不知哪个人才，就想出来个“廉租房”制度，用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将朝廷管理的房屋类国有资产，低价出租给官员们。
这项政策发展到后来，不仅官员能租，一般百姓也能申请了，算得上大定一项极大的善政。
据统计，此时汴京店宅务管理和出租的房屋多达一万七千余套，规模之大，令人咂舌。
但尽管大定君臣绞尽脑汁，出台了如此众多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依然无法遏制房价上涨。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龙川县时，买了一套房子十间房，花了大约五十贯。他嫁女儿没钱给嫁妆，一狠心将汴京城的自住房卖了，得钱九千四百贯，即九百四十万钱。而当时汴京城内的一般住宅，售价五六千贯不等，如果是大宅，基本上得两万贯起步。
他为了当大定好岳父，卖了汴京城里的宅子，面子保住了，里子却没了，只好一直住在朝廷给的“廉租房”里。
他的哥哥苏轼门下有四弟子：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人称“苏门四学士”，他们都在汴京租房子，其中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同在城南僦舍，毗邻而居，两人经常诗酒唱酬，后来张耒在一首送给晁补之的诗中回忆说：“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想起只能在出租屋招待朋友，诗人心中不免有些惭愧。
还有一位叫作穆修的小官，也曾给朋友写信发牢骚：“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每个月都要为房租发愁，日子过得比今日的“房奴”好不了多少。与穆修同病相怜的还有一位叫作章伯镇的京官，他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冯家购置的这处院子少说也需十余万贯，不仅徐元杰与刘几“望洋兴叹”，便连大手大脚惯了的死皮赖脸蹭吃蹭喝蹭住的陈亮也是啧啧称赞，对冯家的钞能力有了新认知。
沾冯过的光，此三人并无压力，否则便该入住各自会馆了，那里人多繁杂，哪有此间舒惬。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大定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个月十五贯的租金收入还算是少的啦。有些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贯，怪不得大定认为，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白痴都能赚到钱：“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有些贪婪的官员，也违规经营房地产业，如仁宗朝的首辅晏殊，“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结果被谏官蔡襄严词弹劾。理宗朝的首辅何执中，也是“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虽然无法确知何家到底有多少房产，但知道他“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有一百二十贯，月入三千六百贯，是宰相月俸的八倍。“六贼”之一的朱勔更厉害，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
但最具商业头脑的开发商还得算真宗朝的首辅丁谓。他在汴京冰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由于冰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被辟为储备消防用水的用地。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人烟肯定比较冷清，地价自然也比较便宜。丁谓要在这里修建房子，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这个人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将积水蓄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衢，很快冰柜街便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都蹭蹭蹭往上涨。而丁谓的房子恰好处于商圈的要害位置，“据要会矣”，如果转手出来，或者放租，价格就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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