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妹子，你……们果真在这里啊……”
几个人从前面转过来，当头一个蓝裳青年看见李清照，喜出望外，快步上前，待走了两步，似乎才发现李格非与王仲岏，又赶忙放缓步子，毕恭毕敬的敬礼：“小子见过文叔先生，见过高峻先生。”
嗯，王仲岏，字高峻。
李格非微微颔首，并不言语。
王仲岏却是笑道：“德甫，今日太学可是照常讲课的，你却来了此处，清溪先生治学严峻，可莫被他逮着喽。”
太学是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
太学和国学属于官办学校，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类似那个时空的公办大学。
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昌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
自昌以来，国子学改为国子监，成为国家常设的最高教育机构，正统的官方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日益受到重视。历代王朝中，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或是两者并设。
这肤色白晰、样貌清秀的青年唤作赵明诚，字德甫，是国子监生，父亲乃是当朝次辅赵挺之。呵呵，又是一官二代。
赵明诚讷讷的说：“呃，我请过假了的。”
王仲岏笑笑，略去此节不提。
赵挺之的夫人郭氏是大官僚郭慨的女儿。他们生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名存诚，字中甫；次子思诚，字道甫；季子明诚，字德甫。
次辅有意与李家联姻，想让三子明诚娶李清照为妻，汴京城圈子里都在传此事。怪异的是李格非的态度，既未应允又未反对，似乎在观望。人道李文叔耿直忠介，在儿女亲事上却也是有小心思的。
李格非是苏轼的后苏门四学士之一，属于旧党中的蜀派，因为苏轼是四川人。王珪为人温和，但与王安石关系密切，属于半个新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派的新党，赵挺之和陈师道、邢和叔分别娶了郭概的三个女儿，是连襟。陈师道是曾巩的弟子，邢和叔是二程的弟子，都是旧党。陈师道宁可冻死，也不愿意穿赵挺之的裘衣。
新党的赵挺之和旧党的苏轼曾经互相攻讦，赵挺之召任馆职时，大学士苏轼表示反对：赵挺之是新党小人。赵挺之当了监察御史时，开始给苏轼找茬，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找诽谤皇帝的语句，弹劾苏轼。而李格非是苏轼的弟子。
最看不上钱的人，往往是那些从小从钱堆里长大的人。陈师道就是如此，他出身于时代仕宦家庭，祖父陈洎，官至三司盐铁副使，那可是个管钱的肥差，父亲陈琪官至国子博士，通判绛州。但到陈师道小时，父亲早亡，家境已衰落。不过，陈师道对钱基本没什么概念，一心安贫乐道，最喜闭门苦吟，据说只要他外出有了灵感，就急忙回家，躺在床上，以被蒙首，反复琢磨推敲，谁也不能打扰，谓之“吟榻”。一到此时，家里人连猫狗都要轰走，孩子也要抱寄到邻家，生怕影响了他。
因为爱学，他早有才名，被善于择婿的郭概看中，由于家穷，一家人就在岳父家就食。不过，郭概家并非就这一个女婿，陈师道还有一位妹夫，也就是他的连襟，便是赵挺之。
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拥戴者，而陈师道是保守派。想当年，王安石以经义之学取士，陈师道不以为然，根本不去应试。后来，他又成为保守派苏轼的坚定拥趸。俗话说党同伐异，哪管什么说理不说理，抡起笔杆子就往死里干。赵挺之担任监察御史时，曾数次弹劾苏轼，甚至罗织罪名说他起草的诏书“诽谤先帝”。而苏轼及其追随者也不甘示弱，对赵挺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苏轼是陈师道的恩人，曾保举其出仕，还曾想收他为学生。陈师道敬佩苏轼的学问，也感激苏轼的提携，还曾经因为苏轼被贬，而对赵挺之，陈师道则是一百个看不起。
适预郊祀行礼，天气非常冷，他由于家里太穷，穿的衣服没有棉絮，妻子就跑到赵挺之的家里去借。借来以后，陈师道问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当他得知是从赵挺之家里借的，就非常生气，坚决拒绝不肯穿，廿日后，他便得了寒病去世。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陈师道算是用生命践行了文人风骨。
崇宁帝即位后，在曾布的诱导下，一度想调和新党旧党的矛盾，任命温和的旧党韩忠彦和温和的新党曾布为宰相，希望以中道安定天下。
但常佶的良好愿望，很快在激烈的新旧党争面前败下阵来。焦头烂额的崇宁帝重新启用新党蔡京，绍述父亲和哥哥的遗愿。
蔡京的目的是为了捞权，什么新党旧党，只不过是他的手段。赵挺之也会玩权术，但他把权术当手段，目的是为了推行王安石的新政。
道不同不相与谋，陈师道与赵挺之是两党，关系不好也说的过去。其实，赵挺之也未必就是个小人。入阁后，他看不惯蔡京的所作所为，多次顶撞、据理力争，二人的矛盾已是公开化。实则赵挺之党争观念并不很强，否则他与蔡京同为新党，便不会结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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