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真宗年间，此有一地刘员外，某日他的爱女刘翠翠随母到寺内进香，被该寺主持王和尚撞见，王和尚顿生邪念，将刘翠翠禁于寺内密室中。刘员外乃投状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微服私访被王和尚察觉，将包公擒拿，并吊在寺内大槐树上进行毒打。消息传到开封天波杨府，老太君派杨排凤前往营救。杨排凤与王和尚在金鸡岭上一场大战，活捉王和尚，救出包公。呶，这棵古槐就是当年吊打包公的地方。”
冯过娓娓道来，说的活灵活现，犹若亲眼目睹了“王和尚吊打包龙图，杨排凤大战金鸡岭”。
这一日，冯沈氏开封府上庙烧香的“巡回演出”排到了尉氏县青云禅寺。
本朝皇帝大多崇尚道教，一遇到瘟疫就要请天师，让天师做法祈禳瘟疫。崇宁帝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大兴土木建造道观，还给自己改名叫做道君皇帝，崇信道士林灵素，听林灵素之言，宠道灭佛，当然最后不了了之。
相较于“三武一宗”拆毁佛寺、命令僧尼还俗等暴力手段，常佶的灭佛显得“温柔”而坚定，动作力度一点点加大，企图从根本上将佛教拔起。首先，他规定道士的地位在和尚之上，为道士“正名”。这还只是虚名的方面，接下来常佶的措施对佛教就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他规定，官员和老百姓一律不得拜佛和供养僧人。他又下令将佛经中诋毁道、儒两教相关的书籍全部焚毁。当时佛教与道教争长，双方难免有贬斥对方的语言。这次皇帝拉偏架，对佛教的打击是明显的。
接下来佛教受到的打击更大。皇帝正式下令，将佛教纳入道教。佛祖被连累而改称大觉金仙，罗汉、菩萨改称仙人、大士。不仅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僧尼也得改名。僧称为德士，尼为女德。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强制要求德士进入道学，学习道教知识。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佛教。
这其中，林灵素“功不可没”，听听他是如何给皇帝洗眼的：“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
这种说法让常佶十分受用，因此得到了宠信，后来他更是直接称呼皇帝为“聪明神仙“。
作为道君皇帝，崇宁帝自然希望自己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方面都能统治所有的臣民，因此游离于道教体系之外的佛教自然成为其改造对象。
再者，道教文化中讲究万物有灵，他们认为自然中的花鸟虫鱼就是天地间灵气的精粹，这样的说法与大艺术家常佶的艺术理念相吻合。他在《崇宁画谱》中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道教艺术的喜爱，将其排在佛教艺术之前。相似的艺术理念也是其沉迷道教文化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崇宁画谱》中有这样的说法：
“牡丹芍药与鸾凤孔翠使之富贵，松竹梅菊与鸥鹭雁鹜必见幽闲。……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物之有得也。”
至于抑制佛教一事，虽然可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更多的还是处于常佶自己的利益，他还是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认同其神仙的身份。
总体说来，他抑佛的手段较为温和，似乎效果并不显着。
“灭佛”自然是不可能的，现而今不仅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明显带有佛禅的意蕴，更出现了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在家修行的居士信众也开始出现。
各地寺院众多，计有四万余所，僧侣更是不计其数。大型寺院的组织人数众多，有些寺院中设置的职位多达四五十个。寺内僧侣组织因宗因地亦各不相同，如住持、方丈、监院、首座、知客、维那等。
元佑间，杭州知府苏轼疏浚西湖，经费不足，苏轼为了早日完工，给当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上了一份《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在这份上书中，苏轼恳求朝廷赐给杭州一百道度牒来开浚西湖，并承诺只要有这一百道度牒就可让他“尽力毕志”，完成开浚西湖这项大工程。
度牒本是朝廷发给僧人的身份证明，为什么苏轼不问朝廷要钱粮，反而说只要一百道度牒就可竣工西湖开浚工程呢？僧人的度牒又为什么这么值钱呢？
大定建国后基本继承了昌楚的度牒制度，一方面严厉打击私度出家的僧人，规定“私剃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许人陈告，犯者刺面，决配牢城，尼即决还俗。”但另一方面大定又进一步制度化了颁发度牒给僧人的途径，而度牒之所以值钱也和度牒的颁发制度密切相关。
太祖时规定僧人只有能够诵念佛经“五百纸”，然后每三百人中才能颁发一道度牒。太宗雍熙二年又规定：“僧、尼自今须读经及三百纸，差官考试，所业精熟”方才允许颁给度牒。
因为佛教经典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以及耗费大量时间方能掌握，倘若不是真心出家少有人愿意花费精力去准备这样的考试，并且由于录取人数少，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通过考试获取度牒的难度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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