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不缺善人，但更不缺奸商，灾害来临之际，能指望他们竞相出手赈济？
工部、户部这两个职能部门也无有应对良策，干脆装死甩锅，极力要撇清干系或者说减轻责任。
那个时空，冯过是经历过饥饿的，感同身受，第一时间联系冯去疾购粮捐给灾区，算是尽一份心力。
他又想起那个时空救灾二事，一是范仲淹，一是赵汴。
吴州、两浙路爆发大饥荒，杭州灾情特别严重。当时在杭州就职的范仲淹，先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
他发现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于是他就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
另外，他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现在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于是各寺庙住持都去募工兴建寺庙。他又募工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使得每天募集的工人数多达一千。
做了这二件事情后，范仲淹就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升到了一斗粮食一百八十钱（之前是一百二十钱），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做法。范仲淹来不及解释，接着命令部下沿江多张贴榜文，详细描述了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上涨的行情。
粮商们听说后，便争先恐后地往杭州运粮，认为到杭州可卖个好的价钱。但当粮食聚到一起后，范仲淹立即将米价降到原来的价格，紧接着又降到一斗一百钱，这让百姓们不仅能买到低价的粮食，而且得以顺利度过饥荒。
朝中台谏官员为此事弹劾范仲淹，说他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还在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
范仲淹上奏给出了谜底：“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
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任太守的赵拚，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拚）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拚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谙合经济自由主义。
二人救灾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冯过查了查，这个时空并未有相似之事发生。
虽然“增价粜米”用以赈灾貌似荒诞，但确是切实可行的，且见效极快。一念于此，冯过当即就此事写下条陈去找大领导费宏，详细解说其中奥妙。怕费宏一家之言难以让上头拍板，他又连续拜访了资哲、辛弃疾、杨廷和、李格非，力推此事。
利国利民，自需用些心思。至于能不能成功，那便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
他又铺开纸，端端正正的写下：
“救荒活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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