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明的漕运，一般是农历的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漕船要先到淮安，然后由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由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漕船衔尾北去之时，一直到六月初的淮安通济闸筑坝拦黄方止。这是为了避免伏水暴发，黄水倒灌，使得里河淤垫，挑浚不便，所以六月后，淮安的漕船一般不走。
而运河到山东南旺、临清一带，毎年十月十五日也要筑坝，用来作河道的大挑、小挑，一次到次年的二月初一日开坝。遇有贡鲜船只到此，都要另为设法前进，其余官民船更只能全部暂停通行，等候开坝放行。
所以大明官员北上奔任时，一般很少坐船，大多数都是走驿道。
此时虽未到漕粮运送时间，但很多漕船已经云集淮安，就等着来年三四月北上。
虽万历三十二年李化龙开泇河，避去二百多里徐州二洪之险，漕船不再经过徐、吕二洪北上运粮，而是从邳州走。
但徐州城离运河不远，占了徐州城，就等于占了运河，断了漕粮。
就算流贼最后未攻下徐州，但大部云集，四处抢掠，漕船只能在淮安停泊不前，一样会延误漕运。
崇祯帝不敢想象来年没了南方运来的四百万石粮米，京师会成什么样子。
他断然道：“徐州必救，闻凤阳总督马士英麾下孙可望、李定国劲兵甚多，有马骡一万，步卒五万，可令之救援。庐州总兵黄得功也称悍勇，令之并救。以马士英总督，卢九德监军。还有山东的刘泽清，兵部晓谕其一起南下。”
陈新甲踌躇道：“惟恐又是流贼的围点打援之术。”
崇祯帝厉声道：“难道朕就眼睁睁看着徐州失陷吗？”
陈新甲噤若寒蝉，周延儒也是看着自己鞋面不语。
崇祯帝想了想，担心流贼万一置徐州于不顾，东向直取山东京师，他重重的道：“兵部需晓谕晋、豫、保、东四抚，让他们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渡，否则严治。”
“又，令巡抚淮扬、总督漕运路振飞守好二河，不可使流贼顺黄河、运河而下，直取淮安！”
本年七月时，史可法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朝廷便擢路振飞为右佥都御使，漕运总督，驻守淮安。
崇祯帝召对他时，路振飞面陈事宜，当时崇祯帝就觉得他是一位实心任事的大员，果然路振飞一到淮安，就剿灭了为祸当地的土贼程继孔、王道善、张方造，守好淮安应该没问题。
陈新甲、周延儒去后，崇祯帝无力地坐在位子上，他不明白，为何自己苦心孤诣，大明却每况愈下。
……
三天后，也就是十二月初五日这天，多尔衮仔细看着一份蛮子城传来的情报，上面记录着孙传庭兵败，开封被淹，李自成东进等消息。
这“蛮子城”是在努尔哈赤时期就不惜重金豢养的谍工场所，专门侦察大明情报，散播谣言，安排奸细。后金满清在这方面非常舍得花钱，仅在当年被抓的谍工王懋芳头上，明廷就查抄寄顿的各铺银二千五百三十两。
不过后金满清培训谍工，建立间谍网络，收获也是非常大的，辽东各城池的失陷，中计而死的明将张盘、朱国昌，甚至总兵马世龙等，都是他们所获的成果之一。
时人王在晋就有言：“今长安之为刘保者不知几何，缉奸之人即为奸细。”
说得让人毛骨悚然。
通过布放谍工，后金满清对大明境内动静虚实了如指掌，当然，除了宣府镇与都护府外，安排的谍工那是去一个死一个。而且死得惨不忍睹，不是剥皮，就是腰斩，还有凌迟。
情报部部长温达兴的威名，威震蛮子城。
十一月初时，满清已从日本国撤兵，郑芝龙与欧洲各国组成联合舰队虽然犀利，但在陆上却奈何不了满清军队。日本的城下町城体，让清军遍地都可掳获，想断了他们的粮草援助却是不可能，双方就此僵持。
而且日本国也爆发了鼠疫，幕府更不愿意打下去，双方开始和议。
最后清国方面同意释放一部分掳获的长崎百姓，还愿意与郑氏及各国展开贸易，这也算一个很大的市场，足以弥补在长崎的损失，因此那些贪婪的欧洲人就罢手了。
幕府也有了台阶下，就与清国签订了和议，双方互称兄弟之邦，互不相犯。临行时清军带走了八旗日本军，一些感觉会遭到清算的西南藩大名，更去了德川幕府一个心病，日本之事就此了结。
此次日本攻伐虽有小挫，但获得十几万人口，大量财帛物资，还知道天下之大，对清国方面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
不过东顾已经不可能了，多尔衮就将贪婪的目光重新放回大明。
遍布的谍工让清国获取情报的速度可能比大明朝廷还快，只因为路途远的缘故，会差那么一些天。因此多尔衮很快得知孙传庭大败，开封城被淹，李自成大军滚滚东逼徐州城而去。
他看着手中情报，又看着案上地图，看了很久，很久……
十二月初六日，在召集满汉大臣议事，激烈的争吵一天后，一个使者带着多尔衮亲笔书信出了盛京，他将前往徐州同闯军方面联络。
他在信中写：“大清国皇帝致书于南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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