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五天时间制定一份详尽的作战方案，这对高桥南来说，难，也不难。
难的是他在此之前并没有独立指挥连以上单位执行作战任务的经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的全局观。而且在过去执行任务时他无需考虑行军布阵、后勤补给这些问题，只要照着上司制定好的作战计划一步步完成就行。但现在自己要作为统筹全局的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时就不得不把这些事情全都考虑进去，而他在这方面的执行经验可以算是一个短板。
说不难则是因为他自入伍以来就一直跟在钱天敦身边，几年下来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不少，钱天敦如何制定计划、指挥作战，他就算看也看会了七八分了。何况钱天敦对他并不藏私，也教了他不少在军校进修也未必能学到的实用战术。相比民团其他部队的同级别军官，高桥南在实际作战中所积累的经验也少有人及，如果不是他一心要跟着钱天敦，早就可以分配到别的部队中独当一面了。
高桥南很清楚钱天敦把这个任务派给自己，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只有通过了这一关，他今后才有可能获得继续上升的空间。他拿了钱天敦提供的资料，立刻便回了营部，召集几个得力的手下开始研究地图。五天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他可是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掉。
钱天敦当然也不会真的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高桥南身上，虽然他的确对高桥南信任有加，但此事关系到海汉今后一段时期在台湾岛上的扩张进程，钱天敦仍是半点也不敢大意，当下便发了电报通知大本营这边的最新进展，并且将自己的想法也一并汇报上去。虽然他也知道执委会未必会批准近期对西班牙人动手，但这个备案工作还是必须要先做的。而且他手上的地理资料也不够详尽，必须依靠大本营提供更详细的军用地图作为参考才行。
与此同时，台南的高雄港建设也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之中。尽管在开发之初海汉对福建方面采取了“不公平”的态度，故意让广东商人获得了先发优势，但占据了地利的福建商界很快就向当地输送了大量劳工，打算以数量优势来换回时间上的劣势。
不得不说这一招的效果非常好，类似港口基建这种需要使用大量劳力的工程，谁人多谁就能更快地完成。无法快速补充人力的广东商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福建同行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着工程进度。
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出现在码头工地上，在同样需要大量劳力的种植园项目开发过程中，广东商人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为了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前往台湾岛垦殖，据说广州市面上招揽移民的价格已经明显上浮了至少三成。这甚至影响到了海汉在广州府的移民基地运作，从1633年年头上开始，番禺移民基地的新招募移民数量就直线下滑，有移民倾向的人口纷纷将接受雇佣前往台湾作为了求生的第一选择，这个效果是当初制定高雄港开发方案的众人都没有料想到的变化。
执委会对此倒也没有什么不满，既然商人们愿意花这个钱组织雇佣劳力，海汉也没什么理由阻挠。反正这些人到了高雄之后定居下来，日后迟早还是会选择加入归化籍，相比海汉自行招揽的移民也仅仅只是入籍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过澎湖基地接收移民的数量倒是不跌反涨，因为这边的情况与广东完全不同，所接受移民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来自于福建当地，而是大明北方的战乱地区。由于海汉方面给出的回报较为丰厚，以往跑北方航线的福建海商纷纷改旗易帜加入到跑腿的行列中来，将北方的战争难民运到澎湖，换取各类海汉出产的紧俏货，运回江淮一带换成银子，再用银子招募更多的难民。
这个操作方式十分简单，而利润也相当丰厚，一艘四百料的海船如果每个月能在澎湖和淮安府之间跑上一个来回，就能净赚千两以上。这其中只有少部分利润是来于难民本身，大头倒是用移民换到的那些海汉货，运到江淮卖给那些不差钱的盐商，获利比他们过去贩卖其他土特产高多了。
在有人尝到甜头之后，便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商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仅在1632年的最后一个月，就有七家共计二十六条船新加入到这门生意当中，而运输移民的数量比前一个月更是有了百分之三百的暴涨。相比广东遭遇的状况，澎湖做出的成绩可谓是突飞猛进了。
当然这样的差异并不是说澎湖的移民工作就真比广东方面经营得更好，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于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北方爆发战乱而产生了大量难民，而福建又有不少海商被这门生意的暴利吸引，那澎湖从大明引进移民的速度也未必能比广东快到哪里去。
除了大明这条线之外，荷兰人与海汉之间的人口贸易也开始生效。按照当时的协定，荷兰人每个月要从东北亚的琉球、日本和朝鲜运回八百名移民交到海汉手上。虽然这个服务并不是免费的，但由于荷兰人在这场交易中处于被动地位，交易价钱上被海汉压得很死，几乎没多少油水可言，完全是为了让大员港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妥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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