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衡平法院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里，那是一栋哥特式的建筑，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会在皇家法院处理。
之所以不包含苏格兰，是因为苏格兰的法律体系中混有大陆法系的特征，因此苏格兰刑事案件最高审判机关为苏格兰最高法院。
苏格兰场虽然是伦敦警察厅的代称，却管不着苏格兰的事。苏格兰有专门的犯罪警备局，这是英格兰设立的，还有一些地方警察机构，由各个城市管理和负责。
但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可以审理苏格兰的民事案件，只是有个前提条件，需要两名苏格兰大律师确定抗诉理据合理。
衡平院以前位于林肯律师公会的楼宇中，1882年才搬过来。对于打官司的人来说，除了紧张和焦躁外哪有什么心情睡觉，当然也不可能和拿着摄像机的日本观光团那样到处闲逛了。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拍了的很多照片里都竖起了两根手指，比了一个“v”，这些观光客拍照留念的时候也总比这个手势，好像这个手势现在代表“爱与和平”了。
波莫纳去路边买了两个甜筒，本打算和本库伯一起坐在法院外面的长椅上吃，但等她绕过那些观光客，来到他们刚才呆的地方，她的位置已经被一个宫廷木偶占据了。
“嗨，保罗，要吃甜筒吗？”波莫纳笑着说。
“不，谢谢。”保罗“微笑”着说。
接着波莫纳就把甜筒给了本库伯。
“教授，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本问。
“是你想问，还是保罗让你问的？”波莫纳问。
本看着保罗。
“你真无聊。”保罗说。
波莫纳看着他们俩并肩坐着，没有打算将任何一个轰走，自己坐在椅子上，而是自己站着，慢慢吃甜筒。
格莱斯顿上台之前，选举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改革相对温和，并不能让格莱斯顿感到满意。
他希望保守党取代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是在1867年改革中，农业用地成为“有利于城市的财产”，不再和1832年的选举一样有选举权了。
土地贵族及其组成的保守党遭到了削弱，于是格莱斯顿希望拉拢工人的选票，他们在城市里不少也有房子，或者至少是租房居住。
自由党即想要扩大城市选票，又不想工人获得太多选票，这会让工人阶级的选票压倒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选票数。按照他们当时的观点，大众并不能做出理性、有依据的判断，只有受过教育的富人才能做出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决策。
保守党则认为，越是不给工人选举权，他们对选举权的呼声就会更强烈，格莱斯顿甚至喊出了“人的思维和灵魂并不是靠先令和便士”衡量的。
接着在1866年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发生了暴动，15万人在伯明翰聚集，随后这个事件蔓延到了其他城市，甚至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也发生了动乱。
骑警、军队先后进行了镇压，泰晤士报呼吁温和解决改革问题，可能是因为英国工人不像法国工人那样面临饥饿真正走投无路，更何况还可以去北美淘金，于是这场暴动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一般一个议案可以辩论个几年，解散议会必须8天内重新组建，还有外面的工人等着，1867年2月25日那天，一个议案十分钟就完成了，但这个议案和1866年自由党否决的几乎如出一辙。
接着又吵、又折中，对收入不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赋予选举权，以及生活规律、行为端正可靠的人赋予选举权，租客已经通过租费纳税，也应该享有选举权。
闸门一旦打开，就像洪水猛兽一样难以控制了，1866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他当时写了一封信给马克斯，主要是关心德国问题，当时普法战争还没有打响，但恩格斯已经预知未来般预测到它即将爆发。
曾经有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时听到外面的炮火，路易十六问周围“这是暴动吗？”，一个公爵回答他“不，陛下，这是革命。”
在加缪所写的西西弗斯的神话里，西西弗斯被罚，是因为他在临死前考验自己的妻子对他的爱，不按照人之常理将他埋葬，而是扔在广场中央，他的妻子照做了，他又对妻子遵守了他的遗言，违背人类行径的爱感到愤怒，冥神放他回去复仇，可当他走到人间，看到了流水、阳光、石头、辽阔的大海时，他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了。直到墨丘利将他重新投入地狱，惩罚他搬运石头。其他人眼里西西弗斯是可怜的，他不断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加缪却觉得他并不痛苦，石头是他的命运，只有当他有意识的时候，才会产生悲剧。
他不要去想那些流水、阳光，在这个没有主宰的世界里，他就是主宰。
如果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那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悲剧，他本身也是反对杀父娶母这个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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