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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十年代开始，全世界对中华国的热情逐年升温，这完全得益于中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和日本，出现了越來越多研究中华国的研究机构，越來越多的学校开始开设中文教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对中华国的了解，从而以便从中华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利益，重点就在于经济的部分。
对中华国，不少人都有了从陌生到充满信心的了解，有了这种转变，再加上一些历史的知识，使得不少人相信中华国的经济发展还会高速运行几十年，总之，从政治家，经济学家到普通民众，有越來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中华国的怀疑态度，开始转为抱有坚信的想法。
日本作为与中华国有着各种关系相连的领邦，对中华国的了解在西方世界中自然是相对最通透的，每年都有不少新闻机构和经济研究单位发布中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预计，形式都是不错的。
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再加上日本人深知中华国的铁矿都是贫矿，质量不高，要不了多久，中华国就会将铁矿石供应來源锁定在与之相隔较近的澳洲。
陈康杰一直觉得赚小日本的钱是最爽心最舒坦的一件事，实际上日本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在它的两个重要领邦中，南韩与中华国比起來，小日本更喜欢从中华国的身上得到好处，当然，这与两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南韩，小日本是既瞧不起又带有佩服，南韩的经济和科技水平都不如日本，从各种资源禀赋上來说，南韩都是极难超越日本的，对中华国，小日本是既佩服又瞧不起，他们佩服的是中华国的历史，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小日本都是中华国的小兄弟，什么都要学习中华国，无论是文字还是建筑和礼仪，在小日本的身上都有难以磨灭的中华文化印记，可是在近代，中华国被他们给沉重的打败了，并且在今天，还反过來学习和讨好他们，再加上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格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使得很多日本人从心里瞧不起古老的中华国。
在那份建议书里面，建议者就断定了中华国要不了多久就会迎來铁矿石的需求高峰，因此他建议，日本的企业不但要更加深度的介入到全球的铁矿石产品开采和经营中去，还要想办法抬高价格，从而在中华国身上狠狠的赚上一笔。
建议者在建议报告中做了一个大胆又谨慎的预判，他觉得铁矿石价格完全可以推高到100美元，如果能够成功，那么从阿什伯顿河铁矿石项目中就可以在中华国企业身上赚取数百美元，这不但能够极大的促进日本企业的恢复，还能重重的打击中华国的企业发展，加重他们的生产成本。
这个人能够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预判以后的铁矿石价格能够涨到一百美元，真的是一种极有前瞻性的眼光，但是他的预想还是太谨慎，都不敢预判能够涨到一百六十美元。
在原有历史的进程中，中华国的钢铁企业的确中招了，甚至说是深受其害，在经济学或者营销学中，应该需求方或者说购买方是有着很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因为手握白花花钞票的人就是上帝，然而悲催的是，中华国的钢铁企业们根本享受不到上帝的待遇，他们反而成了待宰的羔羊。
作为铁矿石全世界最大的需求方和购买方，我们根本沒有议价权，表面上看起來我们可以参与价格谈判，可实际上毫无作用，我们每次都接受了人家提出來的条件，究其原因，除了我们数百家钢铁企业互相恶性竞争自己抬高自己的价格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手里沒有资源，又急切的需要发展，这就不得不被动的接受人家的条件。
这也怪不得日本人瞧不起我们，实在是内斗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弱点，我们自己每一次衰弱的关键因素都不是來自外來的压力和打击，基本上全部是内斗造成的破坏，历史上，我们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不是被外敌打败，都是我们内部自己搞垮了自己。
到了现代，在全球化越來越严重的历史大潮中，内斗在我们的身上不但沒有得到改变，反而越演越烈，不仅仅存在于铁矿石需求上，在很多产业和企业间都深深的有着这个毛病，就比如在我们之前的稀土出口当中，有一家企业喊6000元一吨，马上另一家企业就会喊5500，紧接着更狠的就会喊出5000的价格，同胞之间鹬蚌相争，老外却渔翁得利，这种值得反思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说实话，陈康杰实在是沒办法改变自己同胞身上的这种性格毛病，这绝不是一力所能为，也不是一早一夕之功，需要从上到下都有着相同的共识，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让大家所认识和反思，从而形成一种高尚的默契，陈康杰他暂时只能使用一些经济行为去控制这种内斗的蔓延，尽可能的去控制自己利益的不外流，就像他投资中华未來冶金集团控制全国的稀土经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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