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引这事，黄杰一早倒是感觉过不妥，却是没有料到会以如此的方式爆发。
当初他向巫山县借款时，就听巫贤提过县库里的钱财以钱引为主，有八百余万缗之多。只是当时他急切的要促成“夔巴路”的修建，倒也没有仔细去动什么脑筋。如今想来，只怕巫贤与程准在钱引的问题上本就积怨很深，如今只是达到了爆发点而已。
也就在一屋子都是愁云惨雾的苦思对策时，福寿却是通报展超来见，待黄杰许他入内见了礼后，就听他道：“大人，探问出来了，巫山县令巫大人今早挂印之后，便在城中雇了一辆快车，携了两位姨娘和一位老仆往成都府去了，出城时还特意与门卒说了行踪，怕是另有所图，并非只是与夔州知州置气。”
黄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也算到了巫贤这般挂印肯定别有所图，如他这般摆明车马且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突然来将程准的军，说他不是别有所图，就算是傻子也不信啊！
黄杰便也问道：“还有什么消息？”
展超便也笑了笑道：“还有，便是巫山县衙的大小押司和各司牙差文吏也都封了卷宗告假回家，三班衙役倒是没走，却都聚集在衙门签押房前，嚷嚷着为巫大人不平。属下前去探问，也才知道大观四年以来，夏岁秋赋夔州多要实物银钱缴纳，春冬两季的朝廷常例、馈补、河工、两敬还有平库火耗多给的是钱引，也不过区区数年时间，巫山县中便也积下了八百余万缗，其中还有半数如今已经过了期。”
大伙儿听了都是愕然，黄杰倒也点头道：“如此说来，巫大人倒也是个好官！”
说巫贤是好官。倒也是黄杰所能给的最高评价了，若巫贤不是个好官的话，这些已经过期和大幅贬值的钱引如今就该在巫山县中百姓和商家的手里，不知会害得多少人因钱引返贫，多少人因钱引而家破人亡了！
宋仁宗天圣元年时(1023年)，宋廷初设置“益州交子务”（益州也即成都府）。并于次年二月起首书放交子。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务建置前后，主管的官员薛田为官营交子制定了若干措施，这其中他首先制定兑界期限，以二年为一界，界满以后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缗需要克下三十文入官，称为“纸墨费”。并且还制定界额和本钱。每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即今之准备金)三十六万缗，并且严格执行兑换制度，允许百姓自由粜籴。
所以自天圣元年至熙宁元年（1023～1068年）的四十多年间，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倒也还算正常。甚至到了宋仁宗赵祯朝，虽曾两次借支六十万缗以给秦州，但为数不大，未引起贬值。
甚至在苏辙的文集中就记载着熙宁七年时（1074年）。在罢免王安石，禁榷蜀茶以前。四川交子的兑换比率曾经达到“一缗有卖一贯一百者”，可见当时交子的币值如何稳定。
但是，熙宁年间，因宋廷在西北用度浩繁，又屡吃败仗，大量向北方输送赔款岁币。因此宋廷曾企图在河东地区与陕西推行交子。虽然旋行旋罢，但四川交子以入陕及其他支用之故，前界未满，而后界给用已多。
到了熙宁五年，又改为交子每界行用四年。两界并行，百姓也无异议。
可是到了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以后，朝廷给用的数额越来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最终到了如今官家赵佶当政的崇宁年间时（1102-1106年），四川交子便恶性膨胀，蔡京此时还曾强制推行交子于长江以北诸路，并改称为“钱引”。
最终到了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也因为年年增发滥发超发，最终搞得钱引币值宛如山崩一般，快速下跌，史称：“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没办法，宋廷罢免蔡京，改交子为钱引，并改称交子务为钱引务，换了套马甲从头又来。
而前文有述，蔡京之所以这么搞，是因为他弄出“丰、亨、豫、大”理论，而他具体又是如何搞垮了交子之后又搞垮钱引的呢？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首任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当时的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为铜质的方孔钱，也被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朝五铢类似。
到了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重量约在十至十二克左右，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商，“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在宋与西夏的边境，主要目标和目的是用这种钱去西夏收购物资，简而言之就是对西夏人发动“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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