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算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欲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区内还是在战中，也就是说，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战述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十分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木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或者同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具体过程和一切情况，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怎样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全部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尽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来弥补，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常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仿佛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很多实例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很容易地举出许多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很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能给他举出很多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仅仅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辩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能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谨慎周到。深谋远虑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踌躇不前。优柔寡断的例子。1797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能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作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十分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但是这些相互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很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湮没了的历史材料，并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看成是对论点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虽然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因为，虽然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史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足：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完全记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么就不能从中体会作者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一样。只是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端，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靠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轻率而肤浅地对待历史将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以为，最近的战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一直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一样，作战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不光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情节和特征自然会逐渐湮没，它也跟图画一样，原来的生动的形象和彩色会逐渐消失，变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些线条和一块块颜色，这些线条和颜色却因而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相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仍可从中吸取教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全然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太完善，主要兵种还是骑兵。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肯定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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