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后，用一个事物的极限，来计算其边界。比如税收的顶点和底线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限问题，如果按数学方法来算的话，税收的底线可以先设置为0%，顶点可以先设置为100%。
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校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校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担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顶点，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也就是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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