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的各个朝代中，汉朝可以说是最讲究孝道王朝了。若是就查其原因，也有很多，其实最为关键的，还是汉代执行了三四百年的察举制度。
很多人认为汉代重头到尾都是推行孝道，而且孝道在汉代也是大为盛行，其实不然，在汉初，其实孝道的事情，并不像是许多人印象当中的那么盛行。
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当然不是迟至汉代才产生的，先秦儒家早有充分的论述，但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里所说，『仲尼既没之后，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西周以来维系宗法制度的孝道观念扫地以尽。
因此可以说，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孝道主要还是儒家自己推崇西周先贤盛世，作为自家的立国治家伦理观念的一家之言，尚未成为被当时社会上下广泛接受且身体力行的一种社会规范。
汉初确实强调以孝治天下，也不乏史料印证，例如惠帝、高后、文帝、景帝都颁布过尊崇褒奖孝悌力田的有关诏令，惠帝、文帝本人也都称得上『仁孝』，自惠帝以后的西汉诸帝也都以孝为谥号。
但所有这些史实，虽能说明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在不遗余力地提倡孝道，却不能证明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已为社会普遍认同与身体力行。
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东西，往往是整个社会所缺乏的东西，就像是后世每年都提倡……咳咳咳……
若是稍微考察史料，就不难发现，直到武帝以前，孝道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汉初有一个民谣最能揭示对孝顺的社会心理：『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
说明其实老百姓在当时，目光还是很敏锐的……
然后汉文帝三令五申强调『孝悌，天下之大顺』，在汉初诸帝中倡导孝道最为大力，恨不得亲自上场喊奥利给了，但是结果是当时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甚至是『万家之县，云无应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实汉初多数人对于儒家提出的『孝道』并不是多感冒。
汉武帝在诏书当中也说：『……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孝心阙焉……』
对于此，儒家之人大为愤慨，纷纷抨击，说那些没有做到『孝』的人就像是杀父弑母，禽兽不如一般，甚至在把持了朝堂之后，更是以『孝』作为考核标准，以至于原本在汉代是有两种人才选举途径的，一个是茂才，另外一个才是孝廉，但是到了汉代中后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茂才推举，剩下的便是清一色的举孝廉……
因为，举孝廉的门槛，其实是太低太低了，谁都能做到，就算是没有读过经书，不认得大字三五斗的，也可以做得到孝顺和廉洁。
那么，再这样的局面之下，怎样才能体现出士族的高贵，士族的与众不同，士族的超人一等，嗯，超出普通百姓一等呢？
一般的行为显然不能满足士族子弟的需求了，所以越发稀奇的事情逐渐开始上演，比如赵咨，强盗来家里抢劫，赵咨为了不打扰生病的八十老母，主动请盗贼吃饭，并且表示，除了给老娘留下一点衣服和口粮之外，其他的妻子儿女钱财物品，盗贼随便挑，自己绝不阻拦……
如此热切反倒是害的盗贼心中没底，不敢下手，觉得赵咨必然有所阴谋，便是准备脱离这个所谓的『陷阱』，可是赵咨却拿着钱财追赶出去，非要盗贼收下不可。
幸好赵咨还没有表示说让盗贼一定要将其老婆收下……
当然，赵咨说不得也是考虑到，送钱财还说得过去，送老婆么，就有些过分了，因此才没有死命拽着老婆去送给盗贼。
由此可见，到了汉代后期，为了求了名声，士族之间的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已经是举不胜举，为了获取名望，做出来的行为更是有违常理，就像是后世痘印之中那些为了博取眼球而做出的各种丑态，是一脉相承。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王祥的所谓『卧冰求鲤』，其实也不是太过分，嗯，或许是当时王祥还没有娶亲？要不然就是『埋妻求鲤』了？
而这种事情，就像是后世的『枕营业』一样，可以做，但是不好说。或者是没有影响到自家之前，即便是听闻了，也就是会心一笑，但是当下被抢了『戏份』，没了『主角』的位置，自然是一杆子捅了出来，表示王祥你个臭XX，其实也是出来卖的，还卖了三回……
顿时这瓜就是大得不行，咔嚓一声砸落当场。
王祥尴尬异常。
这种感觉，就像是新戏新闻发布会上，然后被喷是不是『枕营业』才能获得主角了一样，而且还拿出了相关证据，并且还有三个，表示王祥最少睡了，嗯，做了三回了……
顿时之间，原本对于王祥获得头名的冀州邺城左近的士族子弟，就自然愤愤不平起来，原来以为王祥你个一脸清纯的模样，以为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结果还不是一个逼样子要靠着枕头才能获得名位，而且关键是还卖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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