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论丧心病狂，哪个朝代都比不上清朝。
到了清代，捐官已经发展为与科举并行的入仕途径，通过常捐、例捐形式明码标价，高峰期捐纳官员占比超百分之六十。
常捐，亦称常例捐纳或现行事例，涉及的范围只限于纳职衔、贡监和已任职官员的加级、记录之类，对大局并无什么影响。
就好比《红楼梦》里面，贾珍为了儿媳妇秦可卿发丧面儿上好看，特地花了一千二百两给儿子贾蓉捐了个五品龙禁尉一样，不过就是个虚职，对朝廷并不会带来实际影响，顶多了每年能从朝廷领几十两的俸禄。
但是例捐就不同了，例捐也就是四爷口中的“开大捐”，多为遇到重大军事行动、赈灾河工等，朝廷需要巨额经费而限期特开的捐纳。
因为急需经费，所以捐纳的价格往往比常捐高得多，对外开放的官职那也不是常捐能比的，这里面就包含不少实缺。
当年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为了筹措军费，开征“文官捐”，即在出卖贡监、封典等“现行事例”之外，准许汉人中的土豪富商或已革官员捐银谷换取文职实缺，京官自郎中（正司级）以下、外官自道员（正地级）以下，均可捐班。
除了筹措军饷，还有兴办工程，准富者献款，诸如“河工捐例”、“海防捐例”，凡捐款者即给予奖叙官职。
例捐固然能够迅速为朝廷筹措到大笔资金，可是难道就没有危害吗？
自然是有的，而且危害还相当大。
跟通过科举正经进入仕途的官员比，捐官者的能力素质上的欠缺那是明摆着的，虽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捐官者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毕竟无利不起早嘛，谁都不傻。
所以在获得官职后，他们对为官的义务并不在意，却往往急于通过搜刮百姓捞回成本，这就导致贪污成风。
官员中平庸无能之辈增多，这也削弱了行政效率。
常捐仅提供做官资格，想要获得实缺需进一步贿赂上官，这又催生了系统性腐败。
捐官制度其实就等同于将官职商品化，甚至后来都明码标价，这在相当大地程度上冲击了科举等正途出身的公平性，导致“官多如鲫”、候补队伍庞大。
正途官员因补缺困难而抱怨，民众对政府信任流失，激化阶级矛盾，越到清朝后期，民变就越是频发，根源就在于此。
再有就是，捐纳虽短期缓解财政压力，但长期依赖卖官导致吏治败坏，形成恶性循环，捐纳本质是借官爵转嫁财政负担，最终其实还是由百姓承担代价（官员的贪污盘剥等）。
最致命的是，捐官制度卖掉了朝廷信誉，使官员缺乏忠诚与责任感，毕竟他们的官位是自己银子买来的，有什么必要感激朝廷？
而买官升官那当然是为了发财为了更多的银子，难不成自掏腰包当官是为了做青天大老爷的吗？
一旦官员都认同这样的理念，那王朝的覆灭也就注定了。
显然，康熙皇帝对于“开大捐”造成的危害心知肚明的，所以康熙皇帝曾严正声明，将这些归为“暂行事例”，属于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但是遗憾的是，康熙皇帝的“暂行事例”到了乾隆朝基本就成了照例行事，为了掌管捐纳事务，户部还专门设立了“捐纳房”，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对官位还明码标价。
以道员为例，乾隆时期，要捐道员实职为一万六千四百两，虚衔仅为五千二百四十两，这种道员官方的叫法为“职衔道员”，如果想要入仕为官，则要加钱。
道员之下，知府知州知县等等，只要银子给够，那是随君任挑。
银子充裕的，自然是要捐实职的，但是捐虚衔也是非常划算、常见的买卖，毕竟顶着虚衔能得的好处多着了，合法避税就是其中之一。
有乾隆在前，后面的清朝皇帝，在捐官一事上那是有样学样、变本加厉，到了咸丰朝，捐纳收入一度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以上，甚至最高达百分之四十八，这真是触目惊心。
都烂到这份儿上了，就算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日海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也挺不了多久。
所以，为什么有清亡于乾隆的说法？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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