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的声音在整个会议室里回荡着，李书记神情严肃，目光犀利地在全场扫视着，那些乡镇干部一碰到他的目光，都不自觉地闪躲起来。
郝建国也坐直了身子，他的目光略显复杂，脸色同样很严肃，目光冷冷地打量着台下的干部们。
简阳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第二个把两个问题混淆的地方，就是县里削减的开支和费用，并不是维持你们工作所必需的那部分，而是经过科学管理，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管理与监督，并且做出具体指导，从而减少浪费、节约办公成本呀。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说现在你们乡镇每个月的电话是怎么使用的呀？有进行过管理吗？我想应该都没有吧。那用公家的电话办私事，应不应该呢？肯定不应该呀，咱们打小儿上学就知道公私要分明这个道理了，颗粒归仓，公私分明，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呢？大家自己说说看。”
台下没人吭声。
简阳便接着说：“可能有些人又会说，这怎么管理呀？不好管啊！或者说，打个电话能花多少钱呀，有啥大不了的。
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你们一个乡政府，一个月的电话费是多少吗？我在北京那家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电话费都还没有你们一个乡的乡政府的电话费多呢！至于好不好管，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是放在五六十年代，你们觉得好不好管呀？
所以呀，不是不好管，而是咱们有没有去管，有没有认认真真地去管，有没有以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公务员应有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去管呀！
话说回来，县委初步打算根据每个干部的职务和岗位特点，核定每个月的电话费补贴标准，要是超出补贴范围了，那就得自己掏钱买单。对于一些公用的或者特殊的电话，要指定责任人，每个月的话费清单必须打出来，得由主管领导签字，才能报销，审计机关负责对这个进行监督，要是有没按规定使用电话而产生的费用，领导签了字的，领导负责，领导没签字的，相关责任人负责。我相信，在公平公开的制度面前，咱们肯定能把电话费管好，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这既是对全县百姓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呀。那你们觉得我削减开支会影响工作吗？
用这样的办法，我同样可以削减招待费、办公用品费、电费、水费这些，这会影响工作吗？
我再举个例子，咱们县有个乡镇，在饭店光吃饭就挂账好几万呢！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花的又是谁的钱呢？和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东崖镇党委、镇政府，人家没等县委下发什么文件，也没等县委提什么要求，就已经把一楼会议室的空调，甚至灯管都拆了，就留了几个节能灯。问他们为啥这么做呀，他们说为了省钱，没空调了，大家开会就干脆利落，也不用管饭了；没那么多灯管，电费也就少了，正好能把钱省下来。所以人家全镇能建立起养殖基地，能着手对全镇的土地进行改造，还能大规模地组织农村多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还能为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呢。难道他们就不是乡镇了？难道他们以前在外企当过老总，很有钱吗？他们就没有你们说的这些困难吗？
同志们呀，人民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他们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清楚得很呢！”
简阳说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大家满不满意呀？”
李书记突然幽幽地来了一句：“在场的，有几个没在镇里盖房子的呀？都穷成这样了，还盖房子，欠了多少钱呀？”
听到李书记这话，好几个人不自觉地缩了缩脑袋，李书记可不像简阳，他对很多人的情况那是了如指掌啊。
孙震国悄悄在台下踢了踢旁边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脚跟，那个党委书记挠了挠头，说道：“简书记，我们在基层干活儿辛不辛苦呀？”
简阳笑了笑，说道：“这得看你都干了些啥呀。像东崖镇那样，那就是辛苦得有价值。同志们，咱们工作得看结果，得看是为了啥，有没有意义呀。”
那个党委书记又问道：“简书记，那什么样的工作才有意义呢？”
“为人民服务，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关心他们的疾苦，并且积极地为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需求而努力工作，这样的工作就有意义呀！”简阳一脸严肃地回答道，“作为党委书记，这可是你必须知道并且要坚守的基本知识，你心里应该明白呀！”
那个党委书记在众人面前，难得地红了脸，却还是强撑着说道：“简书记，我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了，从最基层一步步干到现在，我太清楚基层干部有多不容易了！我们今天来，就是想为他们说说话。
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啥大道理，就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去干活儿，他们也只关心自己这饭碗能不能端稳，要知道，他们能端上这个饭碗多不容易呀，这饭碗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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