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62年11月
北京木樨地
自从田之雄接受任务以来，他时时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好让他能早日实现成为英雄的梦想。他向往紧张刺激的潜伏生涯，更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觉得组织上挑选他承担这个任务，是对他作为优秀侦察员的最大肯定。
要说内心有什么忐忑，他觉得是让妻儿受了委屈；但这不算什么，反正过不了多久，当他完成任务胜利归来，组织上就会把一切解释清楚，付出一点代价是值得的。他甚至从心里笃定认为，凌局长、郭厅长所说的十年八年只是一种大致的表述方式，也许再过个两三年形势便会发生巨大变化。
他唯一担心的是，他过去后没能通过对手的审查，暴露了真实意图，引来杀身之祸。他不怕死，担心的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尤其是听说对手拥有美国援助的测谎器、化学药物等科技手段来对付受审者，他内心总觉不安。他从小没上过正式的学堂，是父亲教给他和英哥一起识字，解放后只上过速成中学，读书、写字问题不大，但对科学仪器之类的东西知之甚少，总怀有一种神秘感和畏惧感。
于鼎洞悉田之雄的顾虑，相处大半个月了，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聪明干练而又充满朝气的小伙子。想到田之雄即将要去执行的艰巨任务，他恨不能将全身的本领全部传授给他这个特殊的学生，可时间太短，他只能针对田之雄的短板择要而授，好在田之雄挺有悟性，又具备十几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很多东西一点拨便懂，甚至能举一反三，这让他欣喜不已。
即使是在公安部门内部也鲜有人知道，于鼎曾是中央特科成员，早年曾去苏联学习情报保卫课程。归国后，打入了军统，曾任多个训练班的总教官。他的真实身份和特殊贡献只有极少人知道。很多人开始熟悉他，是在1948年华北局社会部在河北平山县距西柏坡不远的东黄泥村开办的“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上，他是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官。
建国后，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成为中央和地方公安战线的中坚力量。
一般而言，解放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公开身份，大多数都会分配到其他部门工作，而不是继续留在保卫部门。因为身份曝光了再从事这项工作，无疑会让对手轻易识别关注。
而于鼎不一样，他曾长期从事训练班的教学培训工作，对对手的行事风格太熟悉了。就像不同的电台发报，在外人听来都是滴滴哒哒的声音，而对于熟练且经验丰富的监听员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判定不同的发报手法来区分不同的报务员。于鼎就是这样的行家，他能从特务的联络方式、掩护手法、用刀习惯、炸点选择等等细微之处分辨不同，甚至能判断出不同教官的个人风格。
在解放初期，斗争形势严峻，特务多如牛毛，在技侦手段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于鼎的作用就凸显出夺目的光芒了，成为潜伏特务的克星。
特殊的经历，让他在两边的情报战线中都拥有一大批学生，也让他对老对手的审查方式了如指掌。因此，当初凌祥云局长在田之雄接受任务后，第一个想到的在最短时间内突击培训田之雄的人选就是他——于鼎。
坦率地说，于鼎对老对手那一套审讯办法评价不高，倒不是当年他教的不好，而是他认为他们既崇洋媚外又固步自封，除了威胁恫吓、收买利诱外，就是照搬美国的经验，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发展出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相对于对岸貌似严格的审讯，于鼎其实心里更担心田之雄自己的心态变化。他决定用攻心的办法来帮助田之雄过这道关，而不拘泥于一些技巧的训练。
这天傍晚吃过晚饭，于鼎照例带着田之雄顺着运动场的跑道散步。望着有心事的田之雄，于鼎不紧不慢地说：“阿雄，你是不是心里一直盼望着我给你传授些对付审讯的技巧啊？”
田之雄充满期盼地望着老师。
于鼎接着说：“你是个机灵精干的侦察员，但有的时候心思太重，患得患失，这是你的不足，以后要注意克服。”
田之雄点点头。
于鼎又说：“我知道你对任务满怀期待，充满使命感，又担心完不成任务，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你长期在一线做公安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对敌人也不陌生，但那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员从正面从事对敌斗争，你身后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安全保障，因此，可以无所畏惧。可当你置身于强敌环伺的环境下，既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又要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个角色的转换就需要相当的难度了。尽管组织上会尽可能地安排好支援系统、保障措施，但敌后的环境难免会让你感觉到担心、焦虑、紧张甚至恐惧，尤其当任务期限遥遥无期的时候，这很正常！虽然都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其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是人面对危险时自然就会产生畏惧感，这并不可怕，也不羞耻，关键在于如何正视。这一点我当年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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