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清理完毕，只找到遇难的都头和衙役，原该同时遇难的该住户四人及绑匪不翼而飞。这说明了一件事：这是针对苏轼的谋杀案。
案情扑朔迷离，案发经过匪夷所思。众人分析，一桩谋杀案，至少得有原始动机，那么，匪徒究竟为何要对苏轼下手？
需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乃是正经的正三品大员。
龙图阁是北宋初年开封宫城中所建的一座馆阁，存放皇帝御书御画、皇家重要文献及宝瑞等物，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龙图）阁等人员。前三种名义上为皇帝出入侍从，并备作顾问，后一种不具此资格，只是单纯的“贴职”。只增加荣显，厚重身份，表示皇帝给予恩宠。宋代此类“阁”共有十三个，如秘阁、宝文阁、敷文阁。真宗景德元年，置龙图阁侍制。咸平四年，置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学士为加官，用以加文学之士，备顾问，与论议，以示尊宠。龙图阁直学士是“加官”、“贴职”，一种虚衔，荣誉称号。如包拯实任是开封知府，加官是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也曾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谋杀朝廷正三品高官，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者说，这得多决绝？
幕后黑手所谋何事？杭州最高长官不测，谁能获益？
一头乱麻，难以理清。
事件发生一天两夜后，苏轼从昏厥中醒来，恢复了神智。骨折的疼痛让他的脸色极是灰败，精神也是较为萎靡。一心为民的苏大学士，仍是心系水灾，强撑着询问灾情。
李、高简单的说了说汇总的情况，将话题引向此次遇袭事件。
对于“意外”被定性为“谋杀”，苏轼显得很是震惊，沉默着听王棣三人解剖分析。
但三人所持观点相左，让案件看上去更为复杂。
高俅认为是本地豪强所为，理由是苏轼曾上奏状称“地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而催欠吏滥施淫威，百倍于虎”，而要求朝廷“整顿吏治税收”（注1）。这必然会触犯地方官及豪强士绅，成了敌对面。有道是强龙难惹地头蛇，恼羞成怒的既得利益者们痛定思痛继而釜底抽薪也是有的。而且，苏轼在某方面是支持新政的。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佑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佑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贼匪条例十余条，要求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
苏轼是主张强力荡寇的，熙宁七年便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称：“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
去岁知杭州，又上奏状诉告盗贼横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请调遣厢军平寇。
显然，苏太守属于鹰派，手段强硬，这定必让盗贼们惴惴不安，干脆先下手为强。这……极有可能。
对这两种判断，王棣均不以为然。
苏轼在士林名声极佳，乃是文坛领袖，本地官僚豪绅敢下黑手？一旦震惊朝野，地头蛇又如何？不怕陷入万劫不复？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这些“盗贼”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苏轼的“荡寇”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呃，好吧，其实王棣便是怀疑方十三，虽然他并非李格非所言之“贼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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