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一朝，中原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以前汉唐时期所谓强大的匈奴、突厥，与此时的辽、党项从政权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匈奴、突厥都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没有严密的组织，权力极度分散，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全凭联盟首领的个人威望；至于文化、制度更是一盘散沙，根本谈不上什么上下一体、万众归心。
而辽本质上已经是封建国家，并且完成了中央集权，他们的中央政体模仿中原，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也有科举制度，有会试和殿试；地方治理上也是设立了层级化的管理体系，分为州、县、乡三级。
党项那边的政治生态同样已经进化到了中央集权，很多管理体制都是照搬的宋朝，中央机构也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司，不光如此，他们甚至连法律条文都直接大量套用宋朝现成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辽、党项对多民族治理的积极探索。当时的辽国疆域非常广阔，西至阿尔泰山，东到大海，疆域里不仅有蒙古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东北森林的渔猎民族，还有幽云地区的农耕汉族，那怎么把这些平时互不相干的民族和谐融合在一起、进而实现有效统治呢？
以前少数民族跨区域统治中原地盘的朝代，有五胡乱华时期搞铁腕镇压汉人的，但激起了汉族的强烈反抗，鼎鼎大名的冉闵“杀胡令”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也有像北魏孝文帝改革那样搞通盘汉化的，但在鲜卑族内掀起了大量的不满和争端。
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很成功，于是辽国又做了另外的尝试——“一国两制”的南北两面官制度，南面官用汉人那一套治理汉人，北面官则以游牧民族的统治方式来治理契丹人。
党项这边也因地制宜地做了改革，他们尝试的是“番汉联合”的政治形态。他们通过各族共同参政、加强联姻等形式，建立了党项、汉、吐蕃、回鹘的联合统治机制。
可以说，这样两种统治策略都是极为成功的创新，有效化解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进而加强了统治，也凝聚出了比突厥、匈奴都更强大的武装力量。
现在，摆在赵恒面前的两大强敌都在蠢蠢欲动地盯着大宋，而赵恒手上的是连续战败、军心溃散的部队。总而言之，赵恒迎来的外部环境是噩梦级别的开局。
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大大小小侵扰宋境几十次。辽军多次攻打宋朝的原因就是领土纷争——辽国向宋朝索要燕云十六州中关南地区的瀛、莫两州。
辽国人的理由很明确，早在几十年前，辽国就把幽云十六州全境从后晋石敬瑭那拿到了，而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宋朝；后来瀛州、莫州被柴荣抢走了，现在我们拿回来，是保全我们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如果不拿回来的话，我们没办法对国民交代。
宋朝人当然也有话说，不光瀛州、莫州是我们汉人世代居住的故土，而且整个幽云全境都是我们汉唐故地，拿回整个幽云、复我汉人疆土，才是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
这就谈不拢了，赵匡胤时代宋朝兵强马壮，辽国人不敢说什么。赵光义时代宋军的连败，让辽国看到了希望，结果就是只要辽国那边能腾出手来，就会向宋朝的关南地区发起攻击。这里是今天北京南面的平原地带，坐落着宋朝的定州、保州、瀛州、镇州等多个军事重镇。
在咸平五年（1002年）的初冬时节，辽国入侵关南，先打遂城（今河北徐水），再攻保州（今河北保定境内），然后奇袭定州，在宋境内大肆劫掠后离去。
在咸平六年（1003年），辽国派十万大军南下入侵宋朝，袭击的地点选在了定州地区的望都县，结果在附近康村辽军遭遇到了宋朝大将王继忠的部队，王继忠是镇、定、高阳关三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宋朝东北防区的副总司令，这绝对算是宋军的高级将领。结果辽军此战不仅大胜，还一举俘获了王继忠。
东北防区接连的失败刺激到了赵恒，让他意识到，此处防线兵力还是比较薄弱，于是他调动了后方共计十万大军全部向定州方向集结，这样镇、定、高阳关三路的总兵力就达到了二十万。
按理说赵恒这个决定是没毛病的，依托唐河天然屏障加强兵力、建立起牢固防线，让镇、定、高阳关三地互为犄角之势，能够在辽国大军来袭的时候有力阻截住对方。
但是他把这二十万大军交给了一个不该交付的人，他任命了王超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全面负责管理东北边境上的宋军。
这个王超很早以前就是赵光义当晋王时期的警卫员，他为人机警，因此很受赵光义喜爱，等到赵光义登基后，他迅速得到提拔。赵恒登基后，他因作战勇猛、深有智谋仍然很受重用，被封为检校太傅、领天平军节度，常年守卫东北边境，在对辽作战中屡次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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