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这已经是赵祯亲政的第十个年头。
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臣子们开始自审国家的治理体系，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皇帝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急迫，不断擢拔有思想有朝气的年轻人进入中枢和台谏，广泛征求变法的理念和路径。在那个时候的宋朝，变法好似一场大风满楼的山雨，已经势在必行。
有人问了，那为什么要变法呢？
以前的李沆、王旦不都是因为不搞改革变法，所以才成为名相的吗，制度执行得都挺好，国家好像也，怎么到了赵祯这就必须得变法？是以前制度制定错了，还是现在的人执行得不好？
都不是，答案是因为“时间”。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群体，时间久了都需要变法，这是因为原有规则下利益沉淀的“阶层固化”。
举个关于这个概念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养殖户，养了一个池塘的鱼，每天早晨你都会把饲料撒给鱼吃，一开始还好，鱼都不大，大家都有的吃。时间一久，一些发育快的鱼会快速游到水面先吃到食物，并且一边吃一边还把其他鱼挤跑，结果他们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而其他的鱼也就越来越没东西吃、越来越弱小。
后来你想了个办法，放了个网子把池塘隔成了两段，让大鱼单独占一半鱼塘，小鱼占另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分开喂食，小点的鱼就也能吃得上饲料，大家共同成长，你年底时候也能多收点重量。
但是大鱼肯定就不干了，因为这样他们吃的食物一下子减少了很多，于是他们齐心协力撕破了你辛辛苦苦放置的隔网，池子又恢复成了原有的样子。
在现实中，任何样的规则执行久了以后，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利用固有的框架不断攫取各种资源和利益，这些人也许是官员、武将，或者是勋贵、元老等等。而这些资源和利益会不断沉淀，爵位、官位、财富、土地等等老子死了会留给儿子，儿子再积累会留给孙子，这样一年年、一代代积累下来，就会慢慢形成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
当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像一塘死水。上面的人永远在上面，垄断所有的资源，下面的人会永远待在下面，失去了向上的希望，社会也就此失去了运转的动力，阶级矛盾也会越来越尖锐，那么大到一个国家，或者小到一个企业、群体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想要变法，想在这些人中间放置隔网时，那些既得利益者会拼命维护依附于规则的地位、利益，那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和敢于重建规则的人拼命，那么变法一定是困难重重。
现在摆在赵祯面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历经四朝的大宋，这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相互勾连、相互利用的利益群体，牢牢盘踞在权力上层，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这导致了诸多问题，在政府治理方面，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中央的指令很难在地方上执行到位；财政负担极重，冗兵、冗吏问题突出，很多重点工程几乎无法建设；在社会矛盾方面，民众负担沉重、土地兼并严重、税收繁重，这使得阶层对立日益尖锐，起义暴动的不断发生。
赵祯多次发布了求贤令，希望能得到改变大宋颓势的方法，而此时的范仲淹却选择了沉默。他知道，变法的成功需要的要素太多，而自己的力量又是那么的薄弱，所以面对未来，他踌躇了。
九月初三，赵祯专门就变法在召开了大型会议，他召集执政大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于天章阁躬身求贤。天章阁是先帝宋真宗为祭祀花费巨资建造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了宋朝君王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
此时的皇帝显得极为真诚和迫切，他语气非常恳切地说：“何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请大家对国家弊政和治理举措畅所欲言。然而，在场的人们却要么怯懦不言，要么絮烦老套，始终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范仲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悲哀地看到，国家根本就缺少既有勇气又有能力主持变法的人才。他明白，在这个强敌环伺的大宋，如果国家稍见颓势，草原民族的铁蹄立马可能踏入中原，让这里生灵涂炭，大宋等不起，黎民百姓更等不起。
好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哪怕最后是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本着“苍生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回去后随即连夜呈交了那篇着名的近万字《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一是“明黜陟”，即制订考核官员绩效标准。当时官员们不管干得如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全部按资历排序，即便是“人品低劣，人莫齿之”，也能三年一迁升到卿监、丞郎，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有大功大善”的官员，也不会得到特别提拔，因此重新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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