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辩论司马光大获全胜，他信心大增，马上就趁势而进，不再针对吕惠卿那些党羽，转而发起了对党魁王安石本人的攻击。但他这回可算是错判了对方实力，他哪里会知道，那王安石岂能是之前的虾兵蟹将同日可语，马上他就要认栽了。
几天后，他给王安石写了封公开信《与王介甫第一书》，这封战书作为司马光的代表作，在历史上鼎鼎有名。
信里旁征博引写了四千多字，用了三个分论点论证出结论：你王安石才高八斗，久负盛名，但就是管理水平不高，搞变法不行。之后，司马光是提心吊胆、严阵以待地等着王安石的反击。
可这么郑重的去函，结果就只换来了王安石随意勾画的一张小条子，意思是相当简单——“我知道了，谢谢”。
司马光那满满的蓄力一击仿佛打到了空气里，他顿时愤怒了，你王安石算个什么东西，居然敢这么傲慢无礼。他再接再厉，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信里就没了那些假客套的弯弯绕，开宗明义地直接指责王安石，通过层层推理得出了结论：新法有五大罪，分别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
这次王安石必须得正面应战了，他展现了一流的文采和思辨，在回的公开信里对司马光的指责一一进行了批驳。这封信也很有名，叫作《答司马谏议书》，它成为了后世研究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依据。
信里枭悍之气扑面地说，革除官员是为了变法，不是侵官；各条法令都是为了国富民强，不是生事；征收钱粮都入了国库，没有任何人中饱私囊，不是征利。后面的话就是一语双关了，他说，驳斥那些巧言令色、破坏国家发展的坏人，不是拒谏，也更不怕招致天下怨谤，这些话是句句直插司马光心窝子，反手把个巧言令色的“坏人”标签安在了司马光头上。
司马光被骂得七窍生烟，却又不死心，急切地想要寻求时机报复，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几个月后，朝廷让他主持最近一期的馆阁考，这个考试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公务员遴选考试，就是刚考中的进士在地方任职一年后，组织进京再次考试，考得好的可以就地提拔，获得进入中央工作的机会，而这次司马光出的题目是“论三不足的正确与否”。
这个“三不足”，当时有谣言说是王安石亲口评价自己的话，却也是后世对王安石最霸气的评价，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句实在话，这个评价很中肯，正是王安石一生无所畏惧、不恤人言的真实写照。
但在当时的礼法社会，这个“三不足”却是对世俗道德的最大挑战，不畏天就是不忠，不敬祖宗就是不孝，不恤人言那就是不仁。这是司马光的阴谋，只要把这个“不忠不孝不仁”的帽子扣死在王安石头上，那新党就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司马光的试卷是这么说的：“今之论者或日，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后边一句很关键，司马光不是说让你赞成阐发“三不足”，而是说让你去批判它，“愿闻所以辨之”。
摆在王安石面前的是道难题，你反复去申诉你没说过这话吧，有些事会越描越黑，欧阳修的“爬灰绯闻”就是前车之鉴；你置之不理吧，等于默认了这个定论。
然而，王安石不愧是北宋中期最为优秀的政治家，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困境。
他顶住了压力，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和皇帝、文武百官真诚说道：“这些日子以来，皇上是看得到的，朝廷兢兢业业、日理万机，万事所想的就是解决百姓困苦，这不是在畏惧天变吗？自大宋开国以来，历代君王都在改革出新，怎么能说祖宗之法万古不变，更怎么能说变法就是在不敬祖宗？朝廷广泛接纳大家的建议，只要有道理，就会立即采纳，怎么能说不恤人言？”这一席话，不显山露水之间把自己和朝廷尊严死死地绑定在了一起，而他堂堂正正地站着，等待着人们的反驳，仿佛一个气势爆棚的斗士。
司马光傻眼了，他要是现在去反驳吧，等于对抗朝廷、对抗皇帝，要是站出来再去说人家“三不足”吧，王安石一旦当堂盘问起来，那就坐实了他的故意污蔑。在几经挣扎的踌躇下，司马光咬着牙选择了闭嘴。
满殿朱紫集体陷入哲学困境——驳王安石就是骂官家，挺司马光就是反朝廷。全体旧党活像被扔进道德真空的仓鼠，在认知失调的跑轮上疯狂打转，整个现场是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而王安石在大庭广众之下光明正大地说出这些话，最有力地证明了“三不足”就是空穴来风，就是纯纯对自己的诽谤。
这就是强人啊，不管一帮子政敌搞什么阴谋诡计，玩什么集体发难，也不管外面是狂风暴雨，还是山呼海啸，他都能迅速反应、暴力还击，春风化雨变作证明自己的有利机会。
司马光彻底没招了，他已经找不到新的发力点，只能暂时偃旗息鼓，闭上嘴巴老老实实承认失败。但他还不用着急，旧党其他成员的攻击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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