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十四日这一天，清晨的开封城大门像往常一样刚一打开，突然乌泱泱的几千人冲了进来，这些人都是东明县的农民，他们被免役法折磨得活不下去了，来开封就是要状告东明县地方官滥用新法。他们听说是新法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就直接把王安石的府邸围了起来，吵吵嚷嚷地要见宰相。
王安石丝毫没有胆怯，他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亲切地了解情况，并许诺一定会主持公道，好说好讲才把这些农民劝了回去。
经过仔细查访，朝廷发现东明知县贾蕃故意提高农户的等级，把下等农户提升上一等级、甚至几个等级，强制他们多出钱，而且故意怂恿农民上访，想把事情搞大，借此抹黑新法。而这个贾蕃正是文彦博、吕公着一手栽培出来的，是妥妥的旧党。
意识到案情牵涉重大，王安石开始在周边深入调查，问题陡然间就暴露出来了，他惊讶地发现各地普遍存在地方官私自随意升降户等的情况。
王安石赶紧四处派人查找原因，三日后，第一批密报如雪片般飞回。王安石颤抖着展开一份份密函，越看脸色越是铁青——他终于揪出了新法推行中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致命漏洞！
免役法的条文写得明明白白，却唯独少了一柄悬在官员头顶的"尚方宝剑"：既无监督之制，亦无惩戒之法。那些地方官吏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把朝廷善政当成了肆意妄为的令箭。他们任意摊派、胡乱加税，将惠民之策生生扭曲成了害民之器！
"难怪韩琦的奏章里说'鞭笞囚禁者不绝于道'..."王安石攥紧的拳头重重砸在案几上，墨汁溅满了新法的奏章。
向来镇定自若的王安石一下子就着急了，几天之内就赶紧颁布了新的诏令，说是以后再有任意升降户等的官员要依法论处，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没人，没有能信得过的能去监督的人。
新党太少了，而且都在朝廷，短时间内哪里去找那么多贴心的人手呢？随便找的人派出去大概率也会同流合污。地方官像在看笑话一样在看着王安石，“没人天天看着我，你又能奈我何？”毫无意外，在一年后，王安石悲哀而又无奈地发觉，这个诏令最后也是沦为了一纸空文。
王安石慢慢发现，不只是免役法，多项变法也都存在扭曲执行的问题。比如青苗法方面，确实出现了强制摊派的现象，大量农户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市易法方面，由于价格波动剧烈，“市易务”机构出现了大额亏损，为了弥补亏空，逐渐出现了“挟官府而为兼并”的不良情况，大量小商小贩因此破产；保甲法方面，由于缺少对“保长”权力的监督，各地普遍出现了滥用权力欺压保丁的情况，很多人为了避免当保丁而自截手指、自断胳膊。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安石拼命重复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亲自监督，他到处巡查、日夜查账，严厉处罚被那些发现问题的官员，然而这只是没有人手的无奈之举，即便是累死，光凭王安石自己是哪里管得过来这铺天盖地的黑暗。
在缺少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王安石始终还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一场变法让帝国上上下下爬满了蛀虫。上面要办水利，下面人就收工程款，上面要搞保甲比武，这些人就收活动费，反正没人管、没人追责，那就雁过拔毛、敲骨吸髓好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也千疮百孔，沦为了一场高层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困苦。
然而，即使出了这么多、这么大问题，“拗相公”王安石也绝不能服软，不敢停下来，因为自从结上了党，变法就成了一辆刹不住的列车，即使王安石自己想停下来，新党成员也都不会同意。所有人的命运都同新法绑死在了一起，一旦朝廷中止变法、否定变法，旧党就必将卷土重来，新党这些人的价值将不复存在，那些与此相关的荣华富贵也将烟消云散。
另外，王安石自己也还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觉着通过他夜以继日的拼命维护，新法慢慢地总能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为了继续施行新法，坚定皇帝的信心，新党们一方面极力排除异己，谁要是敢在皇帝面前说新法的不好，立马就驱除出京，一方面极力阻塞言路，外界关于新法不好的舆论全部给它堵在宫外。
不知不觉中，风险在缓缓积聚，就像不断垒高的积木，曾挡住过无数权贵强推的新法，也终将被一个小人物一下子就撞得稀里哗啦。
在变法的第六年，熙宁七年的四月，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这一年河北、京东、陕西等地出现了连续八个月的旱灾，土地颗粒绝收，这让本就困苦的农民处境雪上加霜，很多中等收入的家庭都没有粮食，只能吃树皮、草根度日，一时间大宋境内是“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
忧心忡忡的皇帝找到了王安石，询问旱灾情况。然而王安石为了稳住皇帝，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道：“水灾旱灾都是自然规律，就是尧舜时代也都有，没什么好惊慌的，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听到王安石的这些话，皇帝也只能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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