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山园这个乡野之地，早就失去了权势的王安石自然是门可罗雀，但是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贵客，让他很是欣慰——来人正是反对过新法的苏轼。两人不计前嫌，在相聚的数日里，他们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这也成了王安石这位老人生命最后时光里最大的一丝慰藉。
苏轼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病逝前两个月，被赦免北归时看着镜子中老态龙钟的自己，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诗，他用揶揄的语气抒发了自己的不如意，却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跌宕际遇最真实形象的阐释。
遥想当年，他年仅22岁，就和弟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还被当朝文豪欧阳修赏识、收为门生，是多么的风光无限、春风得意。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新法施行了，新党党魁王安石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加入新党。
苏轼如果当时能够“见风使舵”，那是立马能够平步青云，但是豪迈任侠的苏大才子却是坚决拒绝了新党的好意。他看到了新法的弊端，多次上书皇帝反对新法，这就把王安石惹毛了，很快就把他排挤出了京。自此苏轼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坎坷人生，是东南西北哪里都去过，先后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按照惯例，他上表谢了恩。本来这种官样文章没什么花活，但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写文章就带上了个人情绪，说什么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朝中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这是在攻击朝政、攻击皇室，这些人还把苏轼以前的诗作都翻了出来，断章取义认为苏轼有谋反意图。
于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的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台种植很多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当时朝中哗然，倒苏之声一片。事已至此，苏轼甚至已经接受了马上就要赴死的命运。
在这个关键时候，连苏轼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王安石为他说了好话，说这只是文人轻狂，不足以大张旗鼓的严办。历经三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乌台诗案”总算了结，苏轼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大难不死的苏轼被远远地贬到了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那里，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脱去了象征着士大夫的长衫，穿上了草鞋短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修水利、促生产，断刑名、抓治安，做了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父母官。常年的基层经历也让他慢慢有了新的感悟，认识到新法的可取之处，也明白了王安石的初心。
在这黄州，他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元丰七年（1084），此时王安石已经退休隐居江宁，苏轼从黄州改任汝州，途中经过江宁。他很想去拜会王安石，但身为罪臣，又有过去那么多恩怨纠结，也不好意思直接拜访，于是就修书一封，附上诗文数篇，寄往了王安石的半山园。
收到书信的王安石完全明白苏轼的顾虑，第二天他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喜出望外，来不及穿戴朝服，就立即下船迎接王安石，他拱手躬身道：“在下没来得及早早迎候，过于失礼了。”王安石哈哈大笑：“你我难道还是拘礼之人嘛？”
此后，苏轼在江宁逗留的日子，便经常与王安石见面相叙。苏轼真诚道出了自己这些年来对新法的感悟，王安石也是唏嘘不已，两人尽释前嫌，共同创作了多首诗词。
八月，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两人依依惜别，王安石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便可常相往来，苏轼立即答应了下来，以后要“买田金陵，老于钟山之下”。这两个人发现，彼此性格是如此相像，都是心性洒脱、光明磊落，又都性格执拗、坚持理想，而且都才华横溢，在诗词、学术上有着共同的见解。
他们二人都把对方视为了知音，遗憾的是命运无常，这一别，苏轼此生再也没能见到王安石。
而苏轼的命运注定是充满了不平静，正当我们的东坡先生安下心来扎根基层、安于民间生活的时候，司马光等旧党复位了，苏轼立马从仕途的最低谷的一名罪官，又被擢拔回了朝里，当上了从二品的礼部尚书，官袍也由绿转为了大红，可谓是人生如梦。
然而苏轼心里早已没有了什么新党、旧党的队伍之分，他心中坚持的只有真理。他入京以后，看到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了全部新法，也包括免役法、保甲法等一些已经行之有效的好政策，他就直言不讳地上书建议：“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议司马相公继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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