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新党的领袖人物叫作蔡确，蔡确这人出身寒微，考上进士以后也只是从邠州司理参军这样的小官慢慢做起，因办事得力，一点点从基层当到了当场宰相的高位，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温和顺从，上边怎么说俺就怎么做。在这党争的生死攸关时刻，他的身上却缺少了权力对抗时所需要的那种果敢魄力。
面对旧党的步步紧逼，蔡确早已察觉到危险，但他实在是没有直面旧党硬刚的勇气，绞尽脑汁也只能从礼制上找理由提了个建议：“父死，儿子小皇帝三年不改其道，这才是孝道呀。”可以说这个理由找得也是极为恰当的，“以孝治国”是儒家治国的理论基础。一语既出，旧党都变得哑口无言，谁又敢去忤逆圣人经典呢。
但司马光不愧是史学大家，立即就找到了反击的角度，他指出，这废除新法不是所谓的“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神宗光辉伟大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在修改儿子生前犯下的错误，这样就不违反孝道了吧？
虽然在那个讲究“三纲五常”女性地位低下的宋代，“以母改子”的说法是闻所未闻，纯属司马光在歪解礼法，但谁又在乎呢，只要能让统治者找到能实现想法的借口就可以了。于是高太皇太后无比高兴的批准司马光开始准备操刀废除新法，然后让碍眼的蔡确不要再管所有的政务，去做个“山陵使”去给神宗专心治丧。
这时候蔡确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失势已经无可避免，温驯的他选择了逆来顺受，他甚至顺从地表示，等干完这个山陵使的活就辞去宰相职务。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认赌服输，所有的恩恩怨怨也该一笔勾销，毕竟谁又会去在乎一个落了魄辞职的人呢？于是他就天天晃晃悠悠地开始应付差事。
但事实上蔡确想错了，他到底还是低估了司马光的滔天怨恨，而自己的隐忍退让将是凄惨后半生的开始。在司马光的指使下，刚到任的旧党谏官们很快就揪住了蔡确的两大条罪状：第一条是作为山陵使，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但他要么走在队伍最前、要么落在队伍最后，似乎别有心事；第二条是作为宰相，应该率领众大臣为皇帝终夜守灵，而他却半夜出去早晨才赶了回来，估计是跑去睡觉了。
这明显就是欲加之罪的整人了，司马光紧跟着给蔡确扣上了一个“大不敬”的帽子。很快，早就认命的蔡确被罢相贬职陈州。
在元佑元年（1086年）的初春，蔡确轻装简从，自己赶着辆驴车就出了京。他的心情是失落的，同时是解脱的，虽然丢掉了高位，但总算离开了是非之地，也算是个好事。
新党党魁下台，旧党形势一片大好，借着威势，紧接着司马光当上了宰相。多年蛰伏下的他终于拿起了那把挥向新法的砍刀，他发誓要加倍让敌人感受到加倍的绝望，要把那个曾经压在自己身上的新法砍得粉碎。
第一个废除的是“保甲法”，而废除的理由更是直接体现了他“迂腐”透顶的本质，他说：“自大宋建国承平日久，百姓不识兵戈，这是大大的吉兆，后来王安石非要搞变法，让民间满是兵器，这是大不祥，所以一定要废除。”如果要现在的我们评价他这话，其实本身就有问题，难道和平年代就不需要练兵了？有兵器就不祥了？
他又说：“人家辽夏的民众，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我宋人天生就是种地的，不管怎么训练都赶不上人家，所以训练也是没有意义的。”对此后世很多人是嗤之以鼻：咋了，打不过难道就要放弃抵抗的希望嘛？这和汪精卫的顺民思想简直别无二致。
这条法令的更改更是引发了民间管理内部的深度变化，导致了整个管理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一时间整个国家乱成一团，大量地主官绅趁机侵占利益，立马掀起了一波土地兼并的浪潮。
司马光根本来不及去顾及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艰难平衡与小心维持，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暴风骤雨一般地连废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法。他心里也是着急的，多年的煎熬让自己身体日渐衰弱，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在死之前彻底清除新法。
紧接着，司马光又盯上了新法中的关键之法免役法。而这部免役法可以说是新法中收效最好的，让大宋经济产生了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仅是新党支持，很多旧党也对这部法典津津乐道。
司马光下达了新的政令：全天下五天之内，全面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役法牵涉国家税收和建设，关系国家财政的根本，即便要改也应该是用个几年时间稳步推进，而在只能快马跑步传递信息的古代，五天这点时间很多州府连通知都没法收到。
只能说，司马光已经疯了，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快意恩仇，他已经不在乎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了。
这时候，新党的二号人物站了出来——枢密使章惇，可和弱鸡蔡确的性格不一样，他是有名的刚硬霸气。章惇是北宋科举史上仅有考上过两次进士的人物，仁宗嘉佑二年，章惇进士及第，但他的族侄章衡考中状元，章惇耻于在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掉诰敕回家，嘉佑四年（1059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这才愿意入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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