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一片寂静中，向太后抛出了她的真实目的：“老身举荐端王赵佶，此人仁义、孝顺、有福寿，绝对是皇储的最佳人选。”她的话不容别人置疑，因为她告诉大家，这是躺在宫里的皇帝刚刚说的。
忠诚的章惇实在忍不了了，他清楚地知道向太后就是在胡扯，他发出了最大声的疾呼：“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和端王赵佶没有矛盾，说这话仅仅是出于忧国忧民的一颗公心。在场的众人当时也不会知道，这句话将是章惇此生最着名的一句预言，让后世惊叹于他先知一般的识人能力。
就在这个章惇最需要新党同仁们支持的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是曾布，那个来回跳反的小人。在章惇和太后的争吵中，他敏锐地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也发现了扳倒章惇让自己上位的大好时机。
就在章惇和太后目光灼灼的针锋相对中，曾布走上前去，厉声指责章惇胡说八道，大声吼道：“章惇，且听太后处分！”紧接着甚至给章惇扣上了“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的罪名。有些大臣立即见风使舵调转了船头，“中书门下蔡卞等人”站出来表示支持太后所说。
章淳只得退回去了，不能再说一句话。他清醒地知道自己输了，没有了皇帝的撑腰，在关键问题上新党内部又分裂了，他再强硬又能做什么呢？
珠帘后的老太后正用绢帕擦拭根本不存在的泪水，这个动作让章惇想起市井泼妇撒泼前的标准起手式。他突然很想笑：自己呕心沥血辅佐的盛世，竟要终结在这拙劣的表演里。当曾布趾高气昂地宣布"遵太后懿旨"时，章惇默默摘下官帽——那上面新党标志性的青雀纹饰，正在晨光中褪成惨白。
而此时的赵煦正孤独地躺在寝宫里，慢慢地停止了呼吸，终年二十五岁，庙号哲宗，葬于永泰陵。
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在位时间虽短，却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位在史书中仅占薄薄数页的年轻帝王，用十五年光阴演绎了最惊心动魄的生命辩证法。
他的人生是传奇的，少年时期他独自面对着满是欺诈、羞辱和压抑的恶劣环境，甚至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年幼的他老成练达，镇定自若地应对着一切。
执政后，他以神武之姿，以披荆斩棘的决心、大刀阔斧的锐气，终让他掌管下的大宋绽放出了灿烂的光芒。
在政治上，哲宗展现出过人的智慧与果敢。他果断罢黜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大胆起用章惇等新党，实施了改良后的新法。在他的领导下，朝堂之上政令畅通，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民间社会商业繁荣，经济逐渐复苏，北宋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这位年轻的帝王以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智慧，推动着帝国的巨轮缓缓转向，向着复兴的方向前进。
在军事方面，哲宗同样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他以非凡的勇气与谋略，打破了北宋长期以来在军事上的颓势，为帝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与发展机遇，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哲宗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使他成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英主。
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去评述，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做得真的都很出色。哲宗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的早逝使得大宋许多未竟的事业戛然而止，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大宋的悲哀。
面对这样遗憾的人生过往，作为看客的我们总是心存惋惜，总会提出无数个假设，假设赵煦身体健康，或者假设最后他获得了我们穿越送去的灵丹妙药，能够多活上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就一定能挽救北宋正在衰颓的国运，再带领着大宋走向中兴，开拓出一代辉煌盛世。
或者假设我们能穿越回元符三年正月那个寒风凛冽的凌晨，一把薅住向太后这个糟老太婆，按在地上一顿暴打，打到她失去知觉，那样赵佶就继不了位，则一定不会有后来靖康之耻的民族至暗屈辱时刻。
然而，我只能非常无奈地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法假设，它是已经发生了的既定事实。
当赵煦的灵柩缓缓移入永裕陵时，汴京百姓自发在御街两侧抛洒铜钱。金属碰撞声汇成奇特的安魂曲，仿佛在质问苍穹：为何给大宋最锐利的改革之剑，偏偏配了最易碎的剑鞘？
今日当我们抚摸永裕陵残缺的石像生，龟裂的纹路里似有金戈铁马呼啸而过。那些被风沙磨平棱角的文武石像，恰似一部被时光撕去封皮的治国方略——二十二岁的哲宗用生命刻下的文明密码，正在大理石的肌理中隐隐浮现：盛世从不是走钢丝的侥幸，而是青铜鼎在熔炉中淬炼的年轮；明君最该握紧的亦非帝王心术的缰绳，而是找准那根贯通天地人的文明主轴，在荆棘满地的的历史岔路口，每一次都选择出最正确的道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下去。而这，极为不易。
当后世史家争论"绍述"得失时，开封皇陵的松柏还记得，那个在父亲灵前立誓的少年，曾怎样在祖母的阴影里将《贞观政要》的边角磨出毛边。他的生命轨迹恰似其年号"元符"——以惊雷始，以残雪终。
呜呼哀哉，哲宗赵煦，北宋最后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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